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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中一个最让人疑惑不解的问题是，以中共精锐强悍的“8341”警卫部队竟然未能阻止林彪一家的外逃出走，而作为林彪贴身保镖的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不仅没有善尽职守，反而临阵逃脱。这里蕴藏着一个未被人们深入揭示的巨大问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背后又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作家袁策祥在《“九一三事件”中的李文普及其他》一文中指明写作初衷，“以前曾有人对上述问题作过论述，但是本人一直未见令人满意的答案。笔者试图根据已披露的有关资料，对这一事件，特别是李文普的角色作一深入的分析。”此外在文中作者还分析指出“李文普的双重身份分别对应两个不同的服务对象，一个是直接首长林彪，另外一个是最高领袖毛泽东。一直以来，这两个对象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两个身份也是完全重合的。直到庐山会议毛、林决裂。两位服务对象产生的矛盾使双重身份发生了分裂，令李文普极为痛苦，因为无论如何选择都意味着对另一方的背叛。 ” 林彪坠机现场，烧黑的草地上到处都是飞机的残骸，周围一片草原一、李文普回忆中的疑点李文普在“九一三”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极其复杂。一个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如果不是林彪的死党，他却一手促成了林彪的逃跑；如果是林彪的死党，他却半途跳车，还被林彪儿子林立果“击伤”。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不是他当机立断、果断跳车，几个小时后就会变成游荡在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纵观其在“九一三”中的行为表现，可谓深沉诡秘、高深莫测。作为警卫处长，李文普的职责就是保卫林彪的安全。“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前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已经预感山雨欲来，对李文普千叮咛万嘱咐，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李文普在林家工作了近20年，林立衡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李的立场和能力。最后林彪的逃跑行动以机毁人亡而告终、以叛国投敌为定论。对此，林彪办公室的秘书们以及其家人亲友对李文普的言行颇不谅解。李文普针对张宁女士《尘劫》一书的描述，事后也写了一些回忆自辩：《林彪事件与我》，这应该是他自己亲笔所作。稍作分析便可发现其中有不少言不由衷、语焉不详和故意编造的情节，文章不足采信，无法还原事实真相。首先关于林彪的座车从北戴河96楼出发后有没有受到阻拦，双方各执一词。现在已经弄清楚的事实是，林彪的座车不仅受到了阻拦，而且还被8341部队2大队6中队的中队长肖奇明打了两枪。这个细节有当时在场的吕学文提供证明。吕为六中队一分队队长，着有回忆文章《我所亲历的林彪出逃》。据吕学文回忆，轿车受到阻拦，先减速后加速，冲过了第一道人墙，在通过第二道人墙被肖队长打了两枪。李文普却说：“那时，我在林彪乘坐的车上，从96楼下来，经过56楼、57楼到58楼，根本没有看到‘黑压压堵满武装士兵’的‘人墙’。天那样黑，车速那样快，路边的人能看清紧闭车窗的车里面坐的是林彪‘行注目礼让它过去’吗？”完全否认了林彪座车冲击人墙和被枪击两项事实。汽车夜间行驶是要开车灯的。不管天怎么黑，李文普当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在汽车大灯光柱强烈地照射下，前方几十个人排成的人墙是绝不可能看错的。而且林彪等人遗留在山海关机场的红旗轿车上的有明显弹痕，表明肖奇明射出的子弹都打到了汽车后挡风玻璃上。轿车是防弹的，车里面的人不会受伤，但子弹打在玻璃上的巨大的声音他们不可能听不见。李文普描绘出一幅汽车在宁静祥和的夜色中快速行驶的景象，对这两项事实全部否认，分明是撒谎。这个谎言拙劣无比，因为现场有几十号人，未来得及统一口径，事实早就扩散到不可控的地步了。但此事李文普非撒谎不可，因为他如果承认林彪座车被阻拦、被枪击的事实，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职。作为负责林彪安全的警卫处长，李文普应在出发前做好一切调度和协调工作，确保安全后才能行动。实际上此程序按部就班，各单位已经是滚瓜烂熟，只要一声号令就会自行行动起来。据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当时8341部队二大队副队长姜作寿已经坐在先行车上，只等一声命令就可以出发。结果命令没来，林彪的车先上来了，他们只好把路让开让红旗车通过。问题很清楚，并不是8341部队和所有的工作人员不愿意服从指挥护卫林彪出行，而是负责指挥的张宏、李文普违反条例，未采取必要的行动，从而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身安全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下。李文普为何放弃职守、一反常态，这是他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而且一直竭力回避的问题。如果是他的工作受到干扰，无法履行职责，在安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他可以拒绝发车；如果拒绝发车做不到，他至少可以做到自己不要主动上车。实际情况表明，李文普当晚的行动完全是积极的、主动的。林彪座车发生被阻拦、被枪击这种意外，完全是李文普的责任。如果林彪当晚不出意外，李文普至少是擅离职守，乃渎职是也。问题是发车之前，按李文普的说法，他并不知道林彪这一走一定会发生意外，那么谁借给他这么大胆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搞清楚另外一个问题：李文普何时得知林彪一家逃亡的消息的？二、李文普何时知悉林家逃亡之计划？李文普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说，他是于9月12日下午才得知这一情况的：“就在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林立衡在“九一三”事件后写给中央的材料中说：“我从9月7日便分别找林彪的警卫参谋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身边的两个卫生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其中和李文普谈的最多……”林立衡说的时间是9月7日，比李文普的说法提前了5天。到底谁在撒谎，必须调查清楚。因为这个时间实际是破解“九一三”之谜的关键。“九一三”事件到底是一个突发事件，还是早就在有关部门的控制和掌握中，这个时间是一个重要判定依据。林立衡材料中提到的刘吉纯是8341部队警卫副科长，事后出版过回忆文章，证明林立衡的说法是正确的。刘吉纯在《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里回忆说：“晚上（9月7日，笔者着），林立衡要我到她那里去，问我，他们（张、杨，张：张清霖，林立衡的未婚夫；杨：杨森，空军保卫部副处长）对你说了些什么？我把张、杨讲的情况告诉了她。她问，你和别人说了没有？我没敢说和李文普讲过。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除了刘吉纯的回忆，林办秘书宋德金在《“九一三”事件亲历记》中也提到了此事：“大约9月10日，8341部队警卫副科长刘××把我拉到僻静处，悄悄地对我说：‘豆豆（林立衡）说，主任（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林彪）外逃，怎么办？’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 可见，林立衡的说法有多个证人支持，撒谎的还是李文普。李文普知道林立果外逃阴谋的时间应该是9月7日。熟悉国内保卫制度的人都知道，李文普这类保卫干部接受的是双重领导。除了直接服务的首长之外，他们还必须接受另外一套体制的领导，定期、不定期地汇报工作、接受检查。这套制度可以防止警卫部队蜕变成私人武装，防止军队首长拥兵自固，成为不受监督、不受约束的军阀。此制度是人民军队不同于旧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李文普是党的干部，受党的派遣为林彪服务，不是林彪的家臣。在利益发生冲突时，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李文普不会为首长保守什么秘密，即使他想保，别人也会报告，上面迟早会知道。所以晚报不如早报、别人报不如自己报。从林立衡的材料中透露的情况看，刘吉纯从林立衡那儿得到消息后，马上就向上汇报了。林立衡12日晚去找张宏的时候，跟张宏说：“我是提着脑袋来找你们的，我讲的情况你相信不相信？要是不信，你就问问他（指刘吉纯）和李文普。”张宏点头说：“我们相信，刘科长已经对我说了……”张宏对林立衡汇报的情况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刘科长”早就跟他说过了。李文普不是傻瓜，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林办的保卫干部不止他一个，知道消息的也不止他一个，不管他个人意愿如何，要说他守口如瓶、没有向上报告恐怕难以令人信服。所以，中央接获林彪一家意图外逃的时间不可能晚于9月7日。包括李文普在内的不同来源、不同渠道的情报都证实了同一件事情，此事不可能不引起最高领导的关注，毛泽东在南方的行止由此变得更加诡秘。从此以后，林办表面上虽看不出什么变化，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面孔，但一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悄悄地控制了局面，必要的时候会让一些人做出身不由己的举动，也令不明真相的的人们事后百思不得其解。这也难怪，因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自己隐藏得非常完美，只在不经意间露出一点蛛丝马迹。张宏是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是当时8341部队在北戴河地区的最高领导。9月12晚，林立衡多次央求李文普未果，不得已去找她并不认识的张宏，希望张采取措施保障林彪安全。张宏先是满口答应，林立衡才放心地离开。在叶群通知林立衡拿行李准备马上出发飞广州时，林立衡赶紧跑到大队部找张宏。张宏此时态度大变，对林立衡的央求置若罔闻，反倒叫林立衡“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这只看不见的手显然没有料到林立衡会直接到8341部队告发林立果和叶群，所以有点应对失措，张宏前后判若两人。其态度的明显变化和那句“中央让你也上飞机”的命令，几乎是“九一三”事件中唯一的破绽。唯在此处，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闪即逝、羞涩地现出一点点行迹。所以，“有关部门”绝不是9月12日才恍然大悟“林彪要跑”，放弃对林彪的保卫也不是李文普一时心血来潮。谎言之所以是谎言，因为它总是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盖。李文普为了掩饰自己的双重身份、否认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不得已编造了很多谎言。有的捏造的痕迹是如此之明显，简直到了荒诞可笑的地步。三、李文普为何中途跳车？李文普为什么中途跳车？按照李文普的说法，他听见林彪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之后，“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保卫干部最基本的信念是以国家利益、首长安全为重，自己的生命尚在其次，老婆孩子就更不用说了。李文普在林办当了近20年警卫处长，恐怕没少背诵这个教条教育别人；可到了关键时刻，别的没想起来、先想起自己的老婆孩子，这个情节编造得实在是滑稽可笑。何况当时有很多办法可以阻止林彪叛逃。李文普跳车时，林彪的座车还没出大门，后面就是荷枪实弹的8341部队官兵，李文普只要使个眼色叫司机大杨一同跳车，林、叶等人来不及应变，唯有束手就擒，叛逃计划立刻成为泡影，叛徒一说从何谈起。就算李文普一时糊涂，关键时刻只想起了老婆孩子，跳车以后为什么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在此之前，所有的人都以为林彪一伙准备逃往广州、香港。林彪突然泄露逃亡的目的地为伊尔库茨克，这是敌情的重大变化，有关部门还无从知晓。如果不及时报告中央，采取有效措施，林彪一伙可能侥幸逃脱，党和国家将面临严重的危机。作为保卫干部，李文普应该非常清楚这个情报的重要性和不采取措施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这时的李文普已经完全脱离了林彪的控制，安全保障没有问题，可以从从容容向北京最高当局报告。可是李文普自己的回忆却说：“我提着枪流着血走回到58楼2大队队部，卢医生马上找了一个急救包给我包扎，十几分钟后就送我去军区疗养院作检查治疗。”报告了没有？没有，连报告的念头都没有！岂不是怪哉？李文普难道有未卜先知的功能，提前知道毛泽东准备放林彪一马，所以把这个重要情报烂在肚子里？李文普跳车后，左臂受伤。医生问他受伤的原因，他当时说是“枪走火”。大约半年以后，在审查中他改变说法，称是被林立果从车里开枪击中的；当时林立果已变成温都尔汗的一撮黄土，无法提供证明。自伤、他伤都是李文普自己说了算。但他伤之说，推敲之下实在是漏洞百出。首先，李文普出尔反尔，可信度就是个问号。其次，依常理推测，李文普并没有参与林、叶等人的逃亡计划。作为中央派到林彪身边的保卫干部，李文普不仅随身配备枪支，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调动部队。他恰恰是林彪、叶群一伙叛逃路上最大的障碍、最直接的威胁。林、叶等人如果事先有预谋地叛逃苏联，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摆脱甚至除掉李文普。现在李文普一声“停车”，自己跳了出去，林立果、叶群等人松了一口气，拍巴掌还来不及，怎么会打他一枪？李文普描述当时的细节：“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我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李文普描述的场景声情并茂、十分生动。但有一个问题，这个“车门的响声”是开门还是关门？如果是关门，说明门原来是开着的。林立果先关门后开枪岂不要打在门上？如果是开门，说明原来门是关着的，那李文普和叶群的对话是如何进行的？其实，这段场景当时在场的吕学文也有一段描述，显得更为可信：“汽车开出七八十米后，突然来了个急刹车，紧接着车上的李文普跳了下来，并向车后跑了几步，他好像还向后面喊了几句什么话，接着车上有人（林立果）就向他开了一枪，连着又打了好几枪，李文普应声倒下。我们警卫人员飞快地向汽车追去，但追到离汽车三五米远时，汽车风驰电掣般地逃出了北戴河。”吕学文是现场目击者，跟谁都没有利害关系，没有撒谎的动机。所以他的描述比较客观。从他的叙述看，李文普跳下车后，并没有跟车里面对话的动作。李朝车后跑了几步，朝后面喊话。此时他的位置已经超过了后车门，甚至超过了车尾，林立果位于他后方，开枪只能击中他的后背，绝无可能“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综上所述，李文普这一枪不可能是林立果打的。李文普后来改口只能是根据专案组的需要，乃应景之作。李文普最初的说法基本是事实，但不是李的枪支走火，而是李文普自伤。四、李文普为何自伤？李文普自伤一说由来已久，但对李文普的动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解释。一般认为，李文普的这一枪是为了嫁祸于林立果，与林彪一伙划清界限、表明自己的立场。可实际情况是，李文普受伤后非常谨慎，医生问他怎么受的伤，他只说是自己“枪走火”，并没有嫁祸于人的意思。而且，李文普跳车已经表明了立场，这一枪并非完全必要。如果想表现更坚定的立场，这一枪打在林立果身上效果比较好，若打在他自己身上，似乎没有特别强的说服力。这一枪代价十分巨大，左臂粉碎性骨折，一条胳膊终身残废，不是万不得已，李文普绝不会出此下策。什么万不得已的情况令李文普不得不自伤？要解释这个问题，还是得引入看不见的手的概念。这只手我们虽然看不见，但张宏、李文普等系统内的人士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张宏前后态度迥异，显然是受了这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的结果。他传达给林立衡的指令是“中央让你也上飞机”，可以看出中央的策略是“欲擒故纵”。9月12日晚，林立果、叶群蠢蠢欲动，林立衡心急如焚，李文普其实也是紧张万分。要说李文普不想保护林彪，那不是事实。他服侍林彪20年，毕竟有一份感情；何况林彪有个三长两短，他也没什么好果子吃。但他若真想保护林彪，也不是没有办法；当时就连警卫科长刘吉纯也感觉出气氛紧张，建议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我和李文普一同看过林立果的房间之后，回到96楼院子里。我见李文普不说话，便说，我觉得老虎回来有点不对劲，是不是要出事呀？李文普说，等上飞机后再说。我说，上了飞机可就晚了，工作人员中就咱俩有枪，是不是从部队挑选几个人上去？他没表态。”林立衡在9月12日提出了很多具体措施，都被李文普拒绝。可见，当晚林彪的座车失去保护，未出大门便受到阻拦和枪击，绝对不是李文普的一时疏忽。以李文普的性格和工作性质，他也不敢胆大妄为到把林彪的安全当儿戏。这一切，都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操控的结果。从9月7日有关部门接到线报后，林办的一举一动都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安全。李文普一个小小的警卫处长，哪有权力决定如此重要的事情？看起来，林彪一家的一举一动自始至终都在有关部门的掌控中，最终的结局也在其预料之内。整个行动几乎完美无缺，唯有两个微不足道的瑕疵：有关部门高估了林立衡的忠诚，低估了李文普的智力，致使这两个应该上飞机的人都没有上飞机，留下了两个可能泄露党和国家最高机密的缺口，只好事后再做弥补了。林立衡的所有要求都被李文普拒绝，只好孤注一掷，直接到58号楼的8341部队二大队队部揭发其弟其母。李文普对此举相当鼓励，派刘吉纯陪同林立衡前往。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李文普的矛盾处境，并不是他不愿意保护林彪，而是没有上面的命令，他不能擅自行动。一旦林立衡的告密起了作用，上面发下话来，他一定会积极执行，不会有半点犹豫。根据林立衡的描述，叶群派人四处寻找林立衡准备马上出发时，林立衡正与李文普在一起。“李文普神情紧张地点着头，当着刘吉纯的面急促地说：‘你快去，叫张宏快和我联系！快，快去！’”可见李文普也紧张到了极点，在最后一刻依然没有放弃希望，期盼张宏能带来新的指令。林立衡在大队部亲眼看见张宏与张耀祠通了电话，消息直接传达到了顶层，不存在任何中间环节作借口，反馈回来的指令都具有最高效力，这是林立衡、李文普的最后一线希望。当时大队部的情景十分尴尬，张宏都不好意思，躲出去了，杨森找了好一阵才把他找回来。如果周恩来在旁边，一定会重复当初对罗瑞卿说过的话：“你们太天真了，太天真了！”张宏支支吾吾、百般拖延，就是不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相反，“放下电话后，他慢条斯理地对我说：‘中央指示你们跟着上飞机，跟着走’”最后一线希望的破灭，令林立衡极度失望和愤怒，乃至对“中央”的忠诚暂时打了一个折扣，对“跟着上飞机”的无理要求也就置之不理了。张宏在一旁催促和威胁也无济于事。林立衡往大队部值班室的床上一坐，说：“我坐在这儿就是不走了，要上，你们自己上！” 李文普的失望和焦虑应该不在林立衡之下。但多年的职业生涯带给他更多的是思考而不是冲动。林立果自以为计划周密、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掌握中。以李文普的身份，他对这个局面十分清楚。林立果的一些小动作，在干了一辈子革命、从惊涛骇浪里滚出来的老家伙眼里犹如儿戏一般，他的逃跑计划绝不可能成功。为了防患于未然，防止局面不可收拾，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林立果抓起来。当时并不是没有动手的理由，林立衡绝对愿意大义灭亲、提供证据。林立果在北戴河也没什么力量，李文普带几个人就可以把他摆平。可是中央就是按兵不动，连一点声色都不许露。看样子林立果并不是最终目标，中央的胃口是林立果背后更大的鱼。联想到最近一段时间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莫非……李文普惊出一身冷汗，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酷的局面。9月12日，随着气氛越来越紧张，疑问不幸得到了证实。李文普得到了明确的指令：不得对林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看样子林家是要被一勺烩了。有关部门给李文普的指示具体是什么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绝不会大发慈悲，主动替李文普安排出路；相反，李文普知道太多内情，永远闭上嘴巴是最理想的结果。“中央指示你跟着上飞机，跟着走”也许同样是给李文普的命令。这条命令林立衡可以不执行，但李文普不可以。林立衡表示拒绝上飞机时，张宏威逼道：“这是中央指示。”可是中央指示对林立衡并没有什么效力，是否遵从完全凭林立衡的意愿，违抗了也无法追究其责任。但李文普是系统内的干部，对于正式下达的命令如果不执行，就是抗命，没有充足的理由交代不过去。9月12日，李文普已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跟着走肯定是死路一条。思来想去，为了保命只好耍无赖、装死狗了。当晚，李文普遣散警卫，安排林彪、叶群等上红旗轿车，约11：55分从96楼驶出，完成了中央交代的主要任务，开始寻找自己脱身的机会。车到56楼，肖奇明打响了“九一三”事件的第一枪，这一枪并没有对红旗防弹轿车造成任何损害，却给李文普送上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李文普对大杨说：“停车，我去问问怎么回事！”下了车，李文普朝后跑了二步，喊道“不要开枪，首长在车上！”一边就地卧倒，掏出手枪，“砰”……李文普悬崖勒马、果断跳车，成功地挽救了自己的生命，但他违背了保卫干部的信条、放弃了保卫首长的责任，因此担上了一世的恶名，这是他必须承担的后果。不过，相比惨死在温都尔汗的256机组和司机杨振刚等人，这已经是非常幸运的结局了。五、跳车之后 “九一三”事件后，林立衡的生存比李文普容易得多。首先她并没有掌握什么核心机密，其次她的身份使她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当局不得不考虑一点公众影响。更重要的是林立衡在8341部队众多官兵面前大义灭亲，以实际行动表现了对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和忠诚，当局不好硬来。李文普可不一样。正反两方群众都是群情激愤、对他没有一丝怜悯。拿他祭旗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放弃职守、放跑林彪；对此林立衡一定会拍手称快。在这种情况下生存，没有坚强的意志、超凡的智慧和过人的胆略是不可能成功的。李文普和潘景寅是“九一三”行动的具体执行人，了解核心秘密，也是首当其冲被考虑灭口的对象。根据计划，林彪一家包括林立衡和李文普都应该悄悄地上飞机、共赴瑶池仙会。如果计划成功，就没有任何知情人留下，更不会有鸣冤叫屈的情况发生。张宏和8341部队本来不应被牵涉进来。可实际执行的时候，林立衡在李文普的怂恿下不顾一切的大闹，使整个计划出现了一点偏差，让“九一三”事件多出无数个活的见证。张宏、杨森、姜作寿、肖奇明以及众多8341部队的官兵不同程度地被牵涉进来，对事后林、张二人的生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出李文普的过人之处。比如在出逃前最紧张的几个小时里，李文普一方面鼓励林立衡直接向8341部队报告，以最大的努力改变中央的决定；同时他总是当着林立衡、杨森等人的面，叫刘吉纯传口信：“你叫张宏给我联系”，其实他直接给张宏打电话也是可以的，他却故意叫人传口信，原因就是为自己多拉几个证人，日后好说话。同时，多几个证人也可以分散当局的目标，准备杀人灭口时多一点顾忌。李文普自伤一枪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给他营造一个避免开口说话的环境。李文普深知他掌握的秘密足以使人欲除之而后快，如想生存唯有证明留他比杀他更有价值；首先他必须让人相信他会守口如瓶。中枪后往医院一躺，尽可能地不说话、不与人接触，就很好地表明了态度，保护了自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8341部队二大队的卢医生给我包扎的。他们要送我去空军疗养院。我想女儿刚去那里，不好说话。我说去军区疗养院。到那里检查……”军医要把李文普送到空军疗养院，李文普坚决不去，理由是“女儿刚去那里，不好说话”。这个理由一看就很牵强。一般受伤、生病的人都希望有亲人在身边，一方面让亲人安心，另一方面自己可以获得更好的照顾。李文普选择回避，有点不合常理，真正的原因是怕祸从口出。到底说没说别人是不知道的，可一旦有人怀疑，他女儿便有无穷无尽的麻烦，弄不好会有杀身之祸。李文普机警之至，断然拒绝，可见其心思缜密，是合格的保卫干部！李文普在“九一三”中的角色属于绝密，本来连张宏、刘吉纯、姜作寿等人都不应该知道。林立衡突然跳出来搅局的结果，是他们不由自主地被牵涉进来。这使策划者十分被动，一旦张宏领导的8341部队二大队出现自发行动，整个计划就面临失败的危险。为了使计划继续进行，这只看不见的手不得不出面协调张宏与李文普的行动。李文普正是利用了这点，不管“上面”是否愿意、张宏是否愿意，就叫刘吉纯找张宏“让张宏与我联系”，这等于明明白白地告诉刘吉纯和张宏等人，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在执行命令。这就是李文普的生存策略。张宏等人很快了解李文普的真实处境，知道李文普原来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这是李文普事后能够侥幸生存最重要的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如果一意孤行，对自伤逃生的李文普处置太过严厉，未免会使已经了解内情的张宏、姜作寿和刘吉纯等人兔死狐悲，心理上产生负面影响。最高领袖的安全毕竟还得依靠这些人来保护，李文普只要不自己惹是生非，各方面只好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追究了。李文普事后确实表现得体，不仅没有泄露半点机密，而且为专案组提供了林彪叛逃的重要证据，挖掘出了丰富的剩余价值。根据舒云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张耀祠回忆：“我没有检查‘大红旗’，这事过去就懒得检查。那个情况下不能说自己打的，那时怀疑他（李文普）是自己打的。”张宏说：“走火，不说什么事，不要鉴定。中央已经发了文件，与中央一个口径。”汪东兴说得更干脆：“算了，小节，不再干扰。”系统内的领导竞相为李文普开脱，并不是这些人良心发现，也不是李文普烧香拜佛的结果；而是李文普的身份已经穿帮，若不保护，难以维持秘密战线上无数个张文普、马文普继续卖命的积极性。六、解读李文普李文普在《林彪事件与我》中说：“9月12日，是我一生中最紧张、思想斗争最激烈的一天。”他紧张什么？林彪的安全面临威胁，这种实实在在的威胁在李文普的职业生涯中可能还是第一次遇到，他可能被迫采取行动，导致某种无法预知的后果。面对这种局面，任何人都会紧张。所以，前半句话“我一生中最紧张”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后半句“思想斗争最激烈”。关于自己思想斗争，李文普在文章里并没有过多的描述。为什么会有思想斗争，是什么思想跟什么思想斗争，他没说；不过这不经意的半句大实话背后却是大有文章。按理说李文普的职责就是保卫林彪的安全，其它的一切都不重要。在这个前提下，他应尽其所能，增派人手、加强警戒，24小时不离林彪左右；必要的时候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取林彪的安全，这对李文普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战士在临上战场之前，应该只有抛却生死、壮怀激烈的豪情，激烈的思想斗争从何说起呢？显然另有一股力量掣肘他的行动，阻止他履行固有的使命，令他左右为难、难以抉择。这个力量是什么？是对家人的牵挂？不像！是对林立果、叶群的投鼠忌器？也不是，如果按照刘吉纯的建议，拉上七、八个带大家伙的小战士不离林彪左右，林立果、叶群就不敢轻举妄动，李文普也用不着担心与他们撕破脸皮、大打出手了。只有二种可能，一种是林彪有想法。如果林彪自己想跑，确实会令李文普左右为难，产生激烈的思想斗争。拦还是不拦？李文普后来的实际行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李文普后来没有拦，放了。如果这是他的本意，林立衡晚上准备向中央报告时，他就会全力阻止；因为一旦林立衡报告上去，到时候自己不想拦也得拦，还添了个隐瞒不报的罪名，对他自己岂不是大为不利？根据林立衡所述，李文普对林立衡的告密行为相当鼓励。显然，这种解释会导致自相矛盾：李文普不想放，可最后他放了；他想放，却让豆豆去报告，无论如何是解释不通的。第二种可能，也就是唯一的可能，就是他的双重身份。这两个身份分别对应两个不同的服务对象，一个是直接首长林彪，另外一个是最高领袖毛泽东。一直以来，这两个对象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两个身份也是完全重合的。直到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与中央文革长期积累的矛盾终于爆发，呈誓不两立之势。中央文革实际是毛泽东的思想代言人，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妥协的。林彪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思想建树，但在个人荣辱问题上也是绝不妥协的。两位服务对象产生的矛盾使双重身份发生了分裂，令李文普极为痛苦，因为无论如何选择都意味着对另一方的背叛。思想斗争固然令人痛苦万分，该何去何从却很容易选择。9月12日下午，李文普傍晚时分从林办消失了一段时间，他在《林彪事件与我》中说是去空军疗养院了。此时，毛泽东已经完成了一切部署，率领一行人回到了中南海。有人给李文普传了个口信，让他与刚刚归来的中央警卫团领导张耀祠单独联系了一下，汇报了一下近期的工作。电话里，张耀祠对李文普近期的表现很不满意，声色俱厉地训斥：“你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自己了！”本着我党一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张耀祠代表党中央、中央警卫团给了李文普一个机会，只要他勇于表现、戴罪立功，依然是党的好同志。李文普瘟头瘟脑回到林办，和刘吉纯一起给林立果准备房间。刘吉纯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可惜不符合中央精神。李文普当时心情很不好，又出于保密，什么话也没说，也说不出什么话。对于中央的决定，李文普完全不能理解，可是以他的身份，即没有申辩的机会，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林立衡准备向中央报告的时候，李文普又燃起了一线希望，希望中央不同的领导听到报告，也许会对“上面”施加一点影响、改变一点策略。所以李文普对林立衡的举动非常赞同，并吩咐刘吉纯陪同前往：“你叫张宏马上和我联系”。可惜他得到的是再一次的严厉督促。最后，叶群吩咐备车，马上要走了，李文普还不死心，幻想张宏会在最后一刻传达中央的命令，改变原先的决定，急切地叫刘吉纯通知张宏与他联系。可惜，矛盾的产生并不是一朝一夕，必杀之利器一旦启动也不会无功而返。一切，无可更改。李文普那一枪，也许是自责，也许是抗议，但无论如何不是林立果打的。按照李文普的说法，那一枪距离他只有1米，几乎是顶在身上打的。这么近的距离，没有打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却打到了胳膊上，若非电影《虎口脱险》里斜眼下士那种天生异人，一般人难以做到。一夜之间，林办秘书们和林彪的家人亲友跌下神坛，饱尝世态炎凉。这些人对李文普的所作所为当然不会有任何好感；然而，凭心而论，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李文普头上也是不公道的。林彪倒台对李文普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他根本没有加害林彪的动机，相反，他在暗地里肯定也试图做了一些挽救的工作，只是不为外人所知。林立衡、张宁等人有一件不依不饶的事，就是李文普交代的一句“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根据张宁等人的说法，李文普以此换取了三项条件：保留党籍、军籍和不株连家人。这句话成了林彪叛逃的权威性铁证，李文普也成了一个贪生怕死、卖主求荣的典型代表。实际上，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定性是由《中发［1971］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确定的。此文件首先在党内高级干部中间开会传达，然后逐级传达到全国各级干部群众。57号文件发出时间是1971年9月18日，是孙一先等人勘察完现场，从乌兰巴托向国内发回电报，确认林彪死亡的第二天；也就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第六天。李文普交代那句话是什么时候？根据林立衡、张宁等人的说法，是在事发半年之后。可见，中央定性在先，李文普交代在后，时隔半年之久。李文普的交代只是给林彪案件的定性加了一个注脚，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李文普如果不跳车，温都尔汗徒添一具死尸，中国徒添一对孤儿寡母，“九一三”事件从此被掩盖得天衣无缝，内幕永远也不会被人知晓。李文普能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生存，成为“九一三”事件唯一了解核心机密的知情人士、活的见证，实在大智大勇，超出常人。若有一天他能畅所欲言，彻底解开“九一三”之谜，那将是普天之下所有关心此事的热心人士的造化。七、几句题外话：坠机现场的再辨析几十年来，“九一三”事件的真相一直众说纷纭。256号坠毁后，当时中国驻蒙古使馆的许文益大使、孙一先秘书等四人曾奉命到蒙古温都尔汗东北的现场勘察。近年，孙一先出版了《在大漠那边》一书，披露了一些当年现场勘察的情况，为我们了解256号的坠机现场提供了宝贵资料。根据孙先生的描述，现场有一个情况令他极感意外，就是虽然飞机严重解体，但机上九位乘员的遗体完整、分布有规律。256号最后像香蕉皮一样被撕成了上、下二瓣，机头部分连在一起。9具遗体的位置差不多都在下半片机身与舱内物品残骸的分界线上，大概就是客舱地板附近。根据现场痕迹判断，256号落地后没有发生翻滚，机腹滑行比较平稳，飞机运动轨迹比较规则，所以飞机在迫降过程中机上乘员的位置应该没有很大改变。9具遗体的位置基本反映了他们生前在飞机上的位置：潘景寅和叶群在驾驶舱内，三位机械师邰起良、张延奎、李平和林彪在离驾驶舱不远的位置，林立果、刘沛丰和杨振刚三人在一起，大约在机身中段。这个位置分布极其怪异。不合理之处在于，为什么没有其他机组乘员在驾驶舱内帮助潘景寅实施迫降？正常情况下，飞机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中必须由正、副驾驶共同驾驶，因为操作繁多而且不能有半点差错。当时256号的机组没有到齐，副驾驶不在飞机上，但有机械师可临时替补。256号之所以能在山海关机场紧急起飞，就是机组进行了重新分工的结果。康庭梓分析：“李平是坐在右边副驾驶的位置上，完成他分工做的起飞动作。张延奎可能是坐在副驾驶座位后边空勤机械师的座位上，邰起良则可能站在中央操纵台的后面，这样从舱顶到操纵台的任何位置的开关，他都可以够到；凭他对各种特种设备熟悉的程度，会准确无误地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工作”。256号当时进行野外迫降，比正常降落更是危险万分，稍有不慎就会机毁人亡。潘景寅至少可以采用起飞时的组合，充分发挥每一位机组人员的作用，避免任何遗漏或错误，增加自己和所有乘员的生存机会。可实际情况居然是没有任何一位机械师帮助潘景寅，反倒是对飞行一窍不通的叶群呆在驾驶舱内，这是一个极为反常的现象。从遗体的分布来看，飞机被林立果劫持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因为三位机械师离驾驶舱更近，林立果等三人反而比较远。而且孙一先根据现场情况认定：“没有发现可能导致搏斗的迹象。”不仅没有任何对抗，反而有三位机械师齐心协力保护林彪的痕迹：“令人诧异的是，四、六、七号尸体成一弧形，拱卫着5号尸体，而5号尸体头部朝东略偏北，其余三人头部统统朝西，相互之间几乎是等距离的三至四米。”其中的6号是张延奎，其遗体有一个极其明显的特征：“上肢上伸，两小臂及手心内扣，像是要抓什么东西。两腿斜叉开，膝盖向上，脚心朝下，作蹬地状。这具尸体翻身朝下时，便溺约二十秒钟，证明尸体的膀胱和尿道都没有烧坏。”这个明显的特征说明张延奎生前紧紧抱着什么东西，而且正因为这个东西的保护，使得他的下腹部的烧灼较轻，器官保存比较完好。四个人中只有邰起良是趴着的：“4号尸体，个子瘦高，趴卧在地。上身穿着皮夹克，只后襟边烧掉，腰间皮带尚在，但裤子全部烧光。两腿叉开，脚心朝上。两臂下弯，右臂肘朝外，手心朝上……”，非常像是背着什么东西的姿势。7号是李平“两臂横伸，小臂上擎，右手心向上，左手心下扣”，也是保护什么东西的架势。不难猜测，三个机械师围成半圈，一个背、一个抱、一个护着的正是位于三人中间的林彪。三个机械师在最后关头，完全不顾自己的危险，用肉体当盾牌严密地保护林彪，令人感慨。特别是邰起良背负林彪，必须用自己身体的正面抗击烈焰、碎片和与冲撞等致命打击，受伤最重。“面部全被摔烂，血浆沾着沙土，非常难看在软地面上摔成这个样子，足见飞机爆炸时被抛得较高。”邰起良的面部应该不是在软地上摔烂的。因为摔得这么重，脸的一半应该都陷到地里面去了。更大的可能，是在飞机的不规则运动中与舱壁等硬物冲撞造成的。真正的勇士，敢于面对致命的伤害，做出舍己救人的壮举，无论在什么价值体系下，都是值得人们敬仰的英雄。四个人中林彪和邰起良有非常明显的外伤，林彪左腿折断、邰起良“面部全被摔烂”。我们有理由相信，飞机迫降前，这四个人不在座位上，也没有系安全带。不仅如此，后面的三个人林立果、刘沛丰和杨振刚在飞机迫降前也不在座位上，而是挤在一起躲在机身中段一个相对宽敞一点的地方；这三个人与前面四个人的情况相似，刘沛丰和杨振刚都有严重的外伤，只有林立果稍好一点。在这两堆人中，林彪和林立果被夹在中间，显出极其明显的被保护特征。这些人在飞机迫降前，不在座位上坐好、系紧安全带，反而离开座位，这也是极为反常的现象。乘坐汽车、飞机等高速运动的交通工具一定要系好安全带。据统计，汽车事故中，系不系安全带事故死亡率相差4倍。因为不系安全带，事故发生时乘客很容易被甩出座位，即使没有当场撞死，也会因为昏迷、骨折或内脏受伤，导致失去自救能力，一旦现场着火就会因无法快速脱离而失去生存的机会。飞机速度比汽车更快，即使是正常降落乘客也有强烈的冲击感。如果不系安全带就有可能被撞伤。所以在飞机的起、降阶段，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没有人会不系安全带。特别是飞机遇险迫降，第一道保护措施就是系好安全带；如果这一条做不到，其它的措施恐怕都没机会用上了。因为迫降的飞机往往会引起火灾甚至爆炸，所以飞机落地后所有乘客必须尽快脱离现场。无论你坐过多少次飞机，空姐在起飞前都会强调系好安全带，并示范一种双手抱头、蜷缩身体的姿势。这道必不可少的手续，就是为了教会乘客保护自己，在发生紧急情况时保留一定的行动能力，增加生存的机会。林彪等人在飞机迫降前违反常规、离开座位，如果不是生命已经受到更直接的威胁，绝不会如此。很多现场证据以及不止一个目击者的证词都表明，256号在空中已经起火。飞机上的乘客为了躲避机舱内燃起的大火和浓烟，不得已离开座位躲到二个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林彪年事已高、身体虚弱，没有行动能力，三位机械师背负肩扛，把他转移到了某个火势稍缓之处。因为飞机着火，发动机或其它机件失灵，飞机已经无法用常规的方法操纵。256号在茫茫黑夜中如飘零的落叶，危在旦夕。潘景寅只能凭本能与死神进行无望的较量，机械师在驾驶舱内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所以进入客舱帮助已处于极度危险和困难中的林彪等人。这是唯一能对现场的遗体分布作出合理解释的推论。笔者根据256号舱内布置图判断，这二伙人分别躲在前、后登机门处。因为这二个地方比较空旷，没有可燃物，火势稍缓。舱门上还有一扇小舷窗可以打开，有新鲜空气吹进来可以冲淡浓烟和毒气，暂供呼吸。而且一旦飞机成功迫降，他们能够迅速打开舱门、脱离现场，尽力逃生。可惜元帅之命早已天定，温都尔汗注定是他的长眠之地。血肉之躯毕竟难当毒烟的熏灌和烈焰的燎烤，在迫降过程强烈的冲击和颠簸中，机舱内的人全部昏迷，并在减速过程末期从支离破碎的机体中滚落到地面，彼此分开了几米的距离，然后在大火引起的高度缺氧中就直接窒息身亡了。从9位成员的遗体分布看，机上并没有发生任何对立或冲突；相反，机组和其他成员对林彪、林立果二人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所以劫机与反劫机斗争一说是站不住脚的。可能的情况是，当时飞机上只有潘景寅一人知道当时他们的真实位置，其他人毫不知情，死也不知道自己做了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但是，只要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没有死绝，沉冤必会得雪，真相终将大白。盼此日早点来临，以告慰林彪元帅和“九一三”事件中的枉死之人。

　　几名施暴学生的家长对记者说，施暴的孩子也是受害者。其中领头的两个孩子的银行卡里有很多钱，有一个卡里有120万元，另一个卡里有80万元，听说这些钱是一些老板给的，那些老板花钱通过她们找女生“卖处”给一些官员，以便跟官员拉关系、揽工程。　　据陕西省吴起县公安局2014年11月7日发布在吴起县政府官方网站上的《情况进展通报》称，2014年9月21日晚23时至22日凌晨5时许，吴起高级中学有7名高二女生将5名高一女生先后叫至4号女生公寓一宿舍内进行辱骂、殴打，并对其中三人强迫脱衣、拍摄半裸照片，在强迫脱衣过程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持水果刀对其中两名受害人进行威胁，如果将此事告诉老师或家长，就将照片外传。9月26日吴起县公安局以涉嫌侮辱罪将其中6名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另有一名因作案时未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10月23日吴起县检察院以涉嫌强制侮辱妇女罪对该6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经司法鉴定，受害学生中有两名损伤属轻微伤，两名损伤属轻伤二级。　　7名高二女生为何要对5名高一女生施暴？吴起县公安局在其通报中没有给以说明交待。　　多名受害学生的家长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起因是施暴的女生要逼着他们的孩子“卖处”，遭到拒绝后就下此毒手。　　而几名施暴学生的家长则对记者说，其实他们的孩子也是受害者。有家长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打人的孩子中领头的两个孩子银行卡里有很多钱，其中一个卡里有120万元，另一个卡里有80万元，听说这些钱是一些老板给的，那些老板花钱通过她们找女生“卖处”给一些官员，以便跟官员拉关系、揽工程。　　法治周末记者从吴起县人大常委会得到证实，身为县人大代表的村主任齐景涛(音)跟这起案件有关，因为涉嫌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记者从吴起县检察院得到信息，该县公安局已经于12月17日将齐景涛的案卷移送到检察院提请批捕，检察院正在审查中。　　多名高二女生向学妹施暴　　法治周末记者在吴起县期间，设法见到了5名受害学生中的4名学生的家长。这些家长告诉记者，他们4家的孩子受到的伤害比较重，其中两个被打成耳膜穿孔，现在还没有好，经法医鉴定，构成轻伤二级，另两个构成轻微伤。　　据家长们介绍：去年9月21日晚上10时左右开始，高二年级的14名女生在学生宿舍楼指派其中4名女生带着刀闯入二楼高一年级的女生宿舍，将一名高一女生强行推拉到四楼一学生宿舍威逼殴打，问她高一的哪些女生长得漂亮让推荐一个，不说就打，这名女生就说了几个孩子的名字。就这样，他们4家的4个孩子被先后带到概宿舍遭到侮辱，其中几个孩子被脱光衣服，并被用手机拍了裸照，被检查是否是处女。　　“那些高二女生‘验货’的标准很高，看脸蛋长得是否漂亮、是不是处女、腿是不是修长等。”家长们对记者说，她们“验货”的目的是想逼着孩子到社会上“卖处”。她们对孩子说，一次挣5000元给她们交3000元，孩子可以得到2000元。　　“那些高二的女生还让孩子相互猜拳，谁输了就得打赢的，我家孩子和另一个孩子认识，不忍心下手打那个孩子，就自己打自己的脸，结果，被其中一个高二女生一脚踹到肚子上摔倒在地，昏了过去。”一个家长对记者说。　　“我家孩子被打得出血，衣服上都是。”另一位家长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他的孩子不仅被打，衣服被脱光拍了裸照，而且衣服和鞋子也被那些打人的孩子扔到了楼外。　　“她们逼着孩子脱衣服，不脱就用刀子直接划衣服，我家孩子的肚子都被割伤了。”另一个家长对记者说。　　家长们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从21日晚上10时左右，直到第二天清晨6时30分，5名孩子被分别带到这间宿舍，被凌辱长达8个多小时。　　9月23日，这4名被打的孩子被送到当地医院治疗，每家花费1万多元，住院20天才出院。　　有两个家长对记者说，她们的孩子被打的耳膜穿孔，直到现在，听力还有严重障碍。　　受害学生家长提供给记者的吴起县公安局11月8日出具的《鉴定意见通知书》显示，经延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4个受害孩子的损伤程度鉴定，鉴定意见是两个孩子属轻伤二级，另两个孩子属轻微伤。　　据7名打人的孩子中的3名孩子的家长向记者介绍，这7名孩子大部分来自农村，只有一两个是县城的。这些孩子大部分相互认识，有的是初中同学，有的是高一时的同学，原本他们的孩子不住在打人的那间宿舍，是事发时被相熟的同学给喊去的。　　受害学生的家长对记者说，他们的孩子到吴起高级中学上学才刚刚两周，与施暴的那些高二年级的女生压根儿就不认识。　　一位打人孩子的家长向记者透露，领头的那个女孩与社会上的男性来往多一些，心也比较狠，平时又抽烟又喝酒。　　网上资料显示，位于县城的吴起高级中学是该县唯一的高中，现有教学班63个，在校生3000多人。该校围墙上的宣传栏里介绍该校是省级标准化学校，建立有完备的各项学校管理制度。那么，该校是如何管理的？又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恶性案件呢？　　2014年12月16日，记者来到吴起高中。然而，传达室的工作人员则对记者说，要采访的校领导和有关老师和工作人员都不在。记者请他联系一下办公室人员，被其拒绝。　　受害学生家长下跪上访　　“孩子们被折磨和挨打以后受到惊吓，不敢继续上学，精神和人格受到极大伤害，臊得都不敢见人，晚上睡觉经常被吓醒。”受害孩子们的家长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说，耳膜穿孔的两个孩子，在治疗十几天后耳镜片还明显看到一个洞，医生强调一定要重视治疗，否则将会终身残疾，但她们家在农村，付不起昂贵的医药费，只能回家慢慢调养。　　9月22日晚上，被打的学生哭着给家长打电话说，不敢在学校上学了。这样，家长们才知道了孩子在学校被殴打侮辱的事，于是，23日找到了学校。　　“作为被打学生的家长，当初并不想把事情弄大，因为顾忌孩子的名声，自己带孩子治疗。找学校，只是希望学校能对打人的孩子进行批评教育，杜绝以后恶性事件不再重演。”有被打孩子的家长对记者说，没想到学校不负责任，推脱说交给法律解决。　　据吴起县公安局去年10月31日发布在县政府官方网站上的《情况说明》称，9月26日，吴起县公安局以涉嫌侮辱罪将6个打人的高二女生依法刑事拘留，另有一个女生因为作案时未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　　此后，家长们开始找学校领导、县教育局要求尽快解决孩子上学问题，要求有关部门能给孩子合理的医药费、精神和名誉赔偿。　　但受害学生的家长们对记者说，吴起高中校长张俊殷和他们讲，作为校方只能搭建平台，调解处理，学校没有责任，打人方只愿给被打学生赔偿两三万元，如果不接受，看政府怎样处理。　　他们找县教育局，又找县信访局两次，县信访局不予接待。他们又找县政府领导，四次遭拒见，第五次去找，被连推带拉强行赶出县政府大楼。　　10月13日，受害学生家长们找到了延安市教育局，但市教育局给他们解释说：县上汇报说这事已经处理了。市教育局又督促吴起县政府尽快处理，之后就没了下文。　　直到11月10日，见县政府仍没给出答复，他们又再次到了市信访局，市信访局要求他们回县上解决。他们又到市政府，还是被门卫阻拦。　　“我们实在无奈了，就在市政府大门口下跪，本想以此引起市政府的重视，却被宝塔区公安分局南市派出所以‘影响了市政府的正常办公秩序’为由，行政拘留5天。”3个被行政拘留的受害学生家长向记者介绍说，“当时，派出所和吴起县赶来接访的人提出一个放人条件：写下保证书，以后不再到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上访，就可以放人。” 　　这3个被行政拘留的受害学生家长还告诉记者，她们直到从拘留所出来，派出所也没有给她们《行政处罚决定书》。　　“我后来咨询律师，律师说，不给《行政处罚决定书》是错误的，这样，在多天后，我才从派出所要回了一张《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一个家长对记者说。　　另外两个家长告诉记者，她们至今也没有拿到《行政处罚决定书》。　　就南市派出所为什么不及时给这些被行政拘留的家长《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问题，记者多次电话和短信联系南市派出所一位副所长，但直到发稿时，记者也没有得到答复。　　县人大代表涉案被拘　　据陕西当地媒体去年11月3日报道，吴起县纪委、监察局已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追究：给予吴起县教育局局长齐乃珂责令纠错处理；给予吴起县教育局副局长刘占荣党内警告、行政警告处分；对吴起县高级中学校长张俊殷(副处级)，移交延安市纪委处理；给予副校长闫志俊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处分。该校还有包括学生处主任在内的6位管理人员和教师受到了处分。　　延安市纪委、监察局的官方网站11月10日发布的消息称，张俊殷(副县级)涉嫌违纪，经10月30日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法治周末记者12月18日联系延安市纪委，相关部门答复记者，对张俊殷涉嫌违纪的问题，“正在调查，还没有结果”。　　对吴起高级中学辱骂、殴打并强迫受害女学生脱衣、拍摄裸照的7名高二年级女生，吴起县公安局11月7日通过吴起县政府官方网站发布《情况进展通报》称，9月26日县公安局以涉嫌侮辱罪将其中的6人刑事拘留，另1人因作案时未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10月23日县检察院以涉嫌强制侮辱妇女罪对该6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县公安局于当日对该6名犯罪嫌疑人依法执行逮捕。　　12月17日，记者从吴起县检察院了解到，经过了一次退回补充侦查后，县公安局已经将案卷再次移送到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12月22日，一位受害学生的家长电话告诉记者，县检察院起诉科的检察官对他说，案卷有可能第二次退侦。　　记者多次给县公安局的有关领导打电话联系采访，但电话不接，发短信也不回。　　记者在吴起期间，上述这几位受害学生的家长就对记者说，县公安局所称的这起强制侮辱妇女案的背后，可能涉及到一些老板和官员，案发后，有官员被调走和免职，有的老板跑了，据传跟这个案子有关的，还有一个身为县人大代表的庙沟乡楼坊掌村的村主任齐景涛(音)已经被拘留。　　12月17日，吴起县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齐景涛确是本届县人大代表，2012年当选，前不久，县公安局给县人大常委会打报告，说齐景涛跟吴起高级中学的那个案子有关，涉嫌引诱、容留、介绍卖淫，有可能对齐景涛控制人身自由，申请县人大常委会许可，县人大常委会立即召开了相关会议，作出决定，一旦落实与齐景涛有关，同意暂时对其羁押，有关其人大代表资格问题，再研究决定。　　12月17日，记者又赶到吴起县检察院。该院案件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对记者说，县公安局已经提请县检察院对齐景涛批准逮捕，案卷刚刚送来，他正在看。　　当记者提出想了解一下齐景涛涉嫌什么罪名时，这位负责人说，齐景涛的案子跟吴起高级中学的那个案子是一个案子，因涉及到未成年人犯罪，所以不便告诉记者。　　12月21日，一位家长向记者透露，据他所知，被拘的6个孩子中两个孩子的银行卡里有很多钱，其中一个孩子的卡里有120万元，另一个孩子的卡里有80万元。　　“这些钱来路不正，听说一些老板花钱通过她们专找女学生‘卖处’给一些官员，以便跟官员拉关系揽工程。”这位家长解释说。　　吴起当地一位自称的知情人向记者透露，在当地一家高级酒店里，还专门设有“检处房”，用来检查找来的女生是不是处女，然后再送给需要的官员。　　有哪些官员和老板会牵涉其中？幕后隐藏着什么真相？《法治周末》将继续追踪报道。　　(注：因涉及到未成年人犯罪，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按照相关规定，文中对涉及到的未成年人和其家长的信息作了模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