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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共在台湾地下党一把手蔡孝乾的叛变，400多名地下党员直接受到牵连而被捕，此后国民党当局将台湾地下党连根拔起，共抓捕1,800余人，不肯屈服者都遭到处决。而刘青石则是受牵连者中的其中一位，本文回顾刘青石从成为中共台湾地下党员，到被出卖、被捕，再到回到大陆后受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悲惨经历。本文摘自2014年第12期《同舟共进》，作者王龙，原题为《刘青石：潜伏者“余则成”的真实结局》。叛变的中共在台下党第一把手、省工委书记蔡孝乾 2008年，电视剧《潜伏》创下收视奇迹。该剧结尾，余则成飞赴台湾继续潜伏，让谍剧迷们牵肠挂肚。对于余则成和翠平最后天各一方、好梦难圆的结局，更令许多观众直呼编导太过“残酷无情”，令他们无法接受。为了表达对这个结局的抗议，“潜迷”们踊跃创作了另一个号称“疗伤版”的《潜伏》结尾。在这个温馨美好的“疗伤版”尾声里，党组织耐心安抚翠平，告诉她余则成还活着，翠平于是带着亲人重逢的希望，奋力投入到解放后的新事业中。而余则成在台湾顺利完成潜伏任务后，历经艰辛辗转回到新中国，终于和翠平喜极重逢。他们一起归隐山间，过起了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的日子。可惜这个结尾只是观众们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在真实的历史中，潜伏在台湾的“余则成”们最终的结局不但远非这般浪漫，甚至比《潜伏》戏剧化的结尾还要惨烈得多。在这段笼罩着白色恐怖的著名“惨史”中，数不清的“余则成”用热血映红了黎明之前的夜空。今天，回顾国共双方那一页激烈难忘的暗战史，潜伏者刘青石的故事无疑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传奇缩影。这位“双面间谍”的曲折人生，就是一部令人难以想象的《潜伏》续集。荒山野岭的“活死人” 1950年下半年的一天黄昏，台湾花莲县郊外月眉山上的一处荒凉墓地，人迹罕至，阴风惨惨。一位衣衫褴褛的国民党士兵趁着夜色摸到这里，准备偷几块地瓜回去充饥。随着兵败如山倒的国军潮水般涌向台湾，岛内粮食严重短缺，军心涣散的阿兵哥们早已顾不上什么尊严体统，成天恨不得掘地三尺搞点东西填饱肚子。正当阿兵哥手忙脚乱地刨地瓜时，猛一抬头发现不远处杵着五个蓬头垢面的阴森“鬼影”！他们形销骨立，满眼惶恐，显然也被突然出现的阿兵哥吓坏了。做贼心虚的阿兵哥狂叫一声，狼奔而逃。他认定碰到了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荒郊野鬼。这几个“野鬼”的领头人，便是刚刚九死一生逃出生天的刘青石。从参加台湾地下党那天起，究竟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刘青石自己也记不清了。但最后这一次遇险，却让他身陷绝境，命悬一线。回顾刘青石27岁的人生经历，天生的倔强性格似乎注定了他的命运之路将会九死一生，与众不同。 1923年，刘青石出生在台湾一户普通人家，但他打小起骨子里就不畏强暴。在日据时代的台湾，尽管从小被迫接受日式教育，但刘青石却对日本殖民者一直仇恨在心。1940年，17岁的刘青石和几个同学一起谋划给日军投毒，不料计划败露，被捕入狱。日本人用尽酷刑，把棉花塞到刘青石嘴里，往鼻孔灌水，逼他招供投降。几度昏厥后，刘青石终于一字一句说：是的，我承认想毒死你们。但我愿做中国剩下的最后一兵一卒，也不会做你们日本人！被投进日本人的监狱后，刘青石幸运地熬到了台湾光复。他和许多人一样，满怀希望地迎接前来受降的国民党军队。然而，第一次见到国军队伍，刘青石就大失所望，“士兵还背着扇子、大锅，比要饭的还难看”。腐朽无能、军纪涣散的国军来台湾没多久，就让老百姓怨声载道，国民党政府民心尽失，“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尤其是1947年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使台湾民众掀起大规模反对国民党的浪潮。在老家基隆，刘青石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凡是遇到抵抗者就用枪扫射，尸体装进麻袋扔到运河，河上到处浮满死尸。面对国民党政府制造的尸山血海、专制恐怖，刘青石对这个政权彻底失去了信心。不久，一个叫吴克泰的同乡突然找到刘青石，说有一位神秘的台湾“大人物”想见一下他。吴克泰所说的大人物，正是中共台湾地下党第一把手、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在中共台湾地下党的历史上，蔡孝乾可以说是一位关键人物。他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唯一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人，曾经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长、八路军敌工部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奉命潜回台湾，担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成为中共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其时，台湾省工委正在秘密发展党组织。刘青石既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又组织过反对国民党的大游行、大集会，自然是蔡孝乾看好的对象。当时刘青石对共产党并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但他觉得“国民党实现不了的事，就应由共产党来实现”。1947年，刘青石在基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从事地下工作，入党时只作了口头宣誓，连书面证明也没有给他一份。在从小向往做英雄的刘青石眼里，“离奇的生活要开始了”。 1949年后的台湾，成为国共两党生死谍战的最后角逐阵地。对于凯歌高奏的共产党而言，解放台湾成为最后一项战略任务，毛泽东在这一年七月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这里所说的“内应”便是岛内地下党组织；而对于已经再无退路的国民党政权来说，要保住这最后一块地盘，就必须以更加残酷的手段镇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由于刘青石对台湾情况十分熟悉，他直接受蔡孝乾指挥。内战紧张激烈，台湾地下党的领导机构华东局给他们的活动经费非常有限，最初甚至连一台电台都没有。台湾地下党和中共华东局之间的一切联系，包括档案、情报、资金的转移等，全都由刘青石以跑单帮的商人身份为掩护，秘密穿梭于台海之间去传递完成。在严酷的白色恐怖时期，刘青石每天都如同在刀锋上行走。任何细微的闪失，哪怕仅仅是一个慌乱的眼神，也足以让他露馅送命。一次一次复杂的斗争考验，使刘青石成长为一名冷静内敛的交通员。台湾地下党的惊天巨变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在全国势如破竹地追歼国民党残余兵力。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消息传来，岛内地下党员备受鼓舞。台湾省工委认为最后胜利指日可待，各级地下党下达了这样的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 中共解放台湾已成定局。美国中央情报局直到1950年5月，还不断对国民政府警告，“中共可能在年底以前夺取台湾”。在台湾，明里暗里想方设法要求加入共产党的人数激增，地下党成员开始变得鱼龙混杂。游行学生们胆大到在街上公开大唱赞颂共产党的革命歌曲“你是灯塔，照着黎明前的海洋……”台湾本来是国民党的天下，此时反倒使特务们终日人心惶惶，各怀鬼胎，不得不对共产党势力退避三舍，以给自己留条后路。谁知形势很快急转直下。1949年10月24日，金门战役打响，解放军9000多名战士渡海进攻金门，苦战三昼夜竟然全军覆没。濒临绝境的国民党政权得到喘息之机，重新开始加强内部整肃。此前十分张扬的台湾地下党，立即成为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在日渐紧张的局势下，蔡孝乾安排刘青石离开台湾，前往香港避难，并嘱咐他如果形势无法回转，就直接从香港去大陆解放区，不要再回台湾。由于此前的盲目乐观，忘记了一切尚存的危险，过早暴露的台湾地下党已经埋下了覆灭的祸根。 1949年6月，中共台湾省工委发动了一次宣传攻势，在地下报纸《光明报》发表社论，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散发报纸的台湾地下党人十分冲动大胆，甚至将一份《光明报》塞进了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家中。陈诚将此事汇报给蒋介石，证明共产党势力在台湾之猖獗强大。蒋介石大发雷霆，严命特务机关限时破案。一个月后，毛人凤的保密局就在高校内发现了《光明报》，顺藤摸瓜破坏了印刷场所，并逮捕了基隆市工委书记、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钟浩东虽然坚贞不屈，但被夜以继日的讯问弄得精疲力竭，濒临崩溃边缘，有一次他忽然迷迷糊糊反问了一句正在侦讯他的特务谷正文：“老郑怎么样？”钟浩东虽然至死都再不肯说老郑是谁，然而，保密局特务心里明白，“老郑”肯定是中共地下党派往台湾的头面人物。 12月末，特务们通过被捕者供词，抓捕了中共台湾地下党的第二把手张志忠。张志忠是条汉子，任凭拷打也坚不吐实，但狡猾的国民党特务还是设法套出了上层领导者“老郑”（即蔡孝乾）的一些线索。至此，暴露踪迹的蔡孝乾在台湾的处境已岌岌可危，但他本人却尚不知地下党发生了如此惊天巨变。相反，倒是中共香港地下党书记万金光及时获知了消息。他找到刚来香港避难一个多月的刘青石，恳切地希望他能够重返台湾，在十天内把蔡孝乾安全转移出来，以避免更重大的损失。万金光郑重告诉刘青石，这一趟回去非常危险，但除了他，确实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执行这一紧急任务。刘青石深知这一次重返虎穴，绝对是要冒杀身之险，但怀着为党牺牲的必死决心，还是毅然踏上了通往鬼门关的归途。刘青石不愧是能力出众的老交通员，他一回到台湾，很快就联系上了正在躲避国民党特务搜捕的蔡孝乾，并告知华东局要他立即离开台湾的命令。他替蔡安排好藏身之地，又设法联系了一条走私船，准备让蔡孝乾尽快乘船脱离险境。哪知到了离行之日，刘青石苦苦等待，却始终不见蔡孝乾的影子。情急之下，刘青石决定和妻子一起去另一个联络点打探情况。哪知他们刚一跨进屋，就发现门后一群特务早就虎视眈眈地守株待兔了。特务拿枪顶住他俩，命令他们坐在床边不准动。经过查验身份证，证明刘青石正是他们要抓捕的人，特务立即将枪顶上了膛。眼看这回非死不可，刘青石反而没什么好顾虑的了，但他还想拼死一搏。为了解除特务的注意力，他一边假装不会说普通话，故作无辜地用台湾话询问特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边则用日语暗示妻子借机将门打开，准备逃跑。过一会儿，刘青石借口要水喝，趁着房主人的老婆端水挡住特务视线的刹那间，他猛地将特务打翻在地，夺门而逃。远远地，身后传来特务狠狠殴打妻子的声音，还有妻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那是妻子在拼命抢夺特务手中的枪，怕它伤害刘青石。飞奔中的刘青石心如刀割，但他知道此时若再回头，只能自投罗网，于事无补。他匆匆逃入巷子中另一位地下党人的家中，那人的母亲赶紧把他藏入床下，端了洗衣盆走到街边的水沟旁，佯作洗衣服。特务们气喘吁吁地追来，老人家故意指着另一个方向告诉他们，刚才有个人匆忙跑往那一边了。刘青石这才侥幸脱险。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刘青石集合另外四个中共地下党员，最终逃到了台湾花莲县郊外月眉山上的一处荒凉墓地潜伏了下来。 1950年6月的一天，从弟弟悄悄带上山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上，一篇文章让刘青石瞬间感到天旋地转，五雷轰顶。那就是蔡孝乾发表的《告台湾地下党同志书》，还有他自首时的照片。弟弟告诉他，蔡还在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呼吁仍在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中共地下党员自首投敌。作为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蔡孝乾在自己心中一直代表着党的形象。刘青石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坚强革命战士，居然这么快就叛变投敌了！据不完全统计，因蔡孝乾直接出卖而被捕的地下党员有400多人，他们都被冠以“匪谍”罪名一网打尽。此后国民党当局将台湾地下党连根拔起，共抓捕1,800余人，不肯屈服者都遭到处决。对于蔡孝乾这位使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的罪魁祸首，国民党保密局负责侦破此案的特务，号称“活阎罗”的谷正文于1990年发表的回忆录如此评价道：“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假如当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活动的人有几分周恩来或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历史的演变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最后被捕的潜伏者蔡孝乾的叛变投降，让刘青石在感情上完全无法接受。为了帮助蔡逃离台湾，他害得那么多亲人朋友锒铛入狱，家破人亡。所有在逃亡过程中给刘青石提供过帮助的人，不管是否知道他是共产党，几乎全部受到牵连被捕。尤其令刘青石内心翻江倒海的是，生死关头拼命帮他逃离虎口的妻子，因为无法忍受特务们的酷刑，把所知道的情况都说了出来。她还亲自带路，去抓捕了刘青石的多名战友。但在那种严酷的情形下，她一个在恶狼群中的弱女子，又能抵抗几时呢？一时间，刘青石的心中五味杂陈，痛苦莫名。即便身处朝夕不保的险境，刘青石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让姐姐赶紧通过暗语，向香港地下党发出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密告蔡孝乾已经被捕叛变，并牵连了许多人，使中共华东局很快获知了这一重大变故。党组织用密语回电说“放心吧，叔叔马上回去”，意思是让他先坚持下去，台湾很快就要解放了。此后，躲藏在山上的刘青石，不断听到山下传来地下党员被逮捕枪杀的消息。他生怕自己万一被捕时承受不了特务们的酷刑拷问，连累更多的同志，就暗中央求父亲，请他赶快为自己弄一些氰化钾毒药。只要落入敌人手中，他就饮药自尽。老父亲无语地点了头，却一直拖着没把毒药带给他。天下父母，谁忍心让儿子去寻死呢？刘青石和仅存的几个战友，就这样成了这个世上命若游丝的孤魂，随时可能落入天罗地网。他们一边墓地躲避追捕，一边开荒种地，采摘茶叶，自谋生路。那天偶然碰到来偷地瓜的阿兵哥，他们全都吓坏了，正要拔腿就逃，却不料那位当兵的先被吓跑了。从此他们更加提心吊胆，一有风吹草动就赶紧藏起来。那时候，躲上山的地下党员并不止他们这一拨，经常会发现附近的山头突然就被军警戒严包围，一批批地下党员被从山上搜捕出来。这时他们就紧张万分，立即跑进废旧的煤矿坑道里严密躲藏，好几天都不敢出来。通缉名单上的地下党员一个接一个地落网，整个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被彻底地瓦解了，刘青石与大陆党组织的联系渠道完全中断。每一天生命之火都有可能熄灭，每一天他又都顽强点燃那盏不灭的希望之灯。刘青石告诫自己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他牢牢记着党组织最后发来的那封电报：“放心吧，叔叔马上回去。”他坚信共产党不久就会解放台湾，更不会忘记他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忠诚儿女。然而，漫长的希望如同一点点泄气的皮球，随着形势的变化被日渐消磨殆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中共迅速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破灭了。躲藏在墓地中度日如年的刘青石，失望之情难以言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出于围堵新中国的战略需要，于1954年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这一来国民党政权获得美国后台的有力支持，大陆解放台湾的希望更加渺茫了。在山林中潜伏了4年多后，他们中有的人终于开始动摇了。1954年中秋前夕，难友吴敬堂说他妻子生活无着，带着小孩在台北大街上四处乞讨，他很想下山去看一看。刘青石实在不便阻拦，只好让他去了。哪知一下山他就去自首了。吴敬堂自首后，刘青石的父母家人都被捕了。特务机关逼迫他的父亲和小弟前来劝降，恐吓说如果还不下山，全家人都将遭殃。刘青石不忍心家人再为他受难牺牲，万般无奈下只好下山投降。被捕那天，特务科长也大感意外，没想到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这几个顽固的“共匪”居然躲藏了四年零六个月。虽然落入了敌手，但刘青石打定主意，绝不出卖其他战友。但特务们机心深厚，用比死还可怕的煎熬来摧毁他的意志。他们把刘青石和他的父母妻子关在一起，并特意把他和妻子安排在同一间牢房。九死之后的再度相见，刘青石与妻子都相顾无语。妻子已被关了两年多，没少受折磨。他有什么理由责怪亲人呢？最让他经受不了的是，母亲成天隔着铁窗一边哭一边劝他：人家那些有枪有刀的地下党都自首了，你怎么还不认输？你的心怎么就那么狠，真是不孝啊！正当刘青石深陷在信仰与亲情之间苦苦挣扎时，转机又一次出现了。身份不明的“影子人生” 195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在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力保卫台湾和澎湖。美国的态度使得蒋介石再次产生了“光复大陆”的幻想。台湾开始招募派遣大批特务潜入大陆侦察情报，台海之间的隐蔽斗争一时变得空前激烈。入狱一年多后，有一天一个叫郭维芳的中统特务找刘青石谈心，说他只要愿意前往大陆，利用曾经的共产党员身份为台湾刺探情报，一切都既往不咎，还可以即刻释他的全家人。郭原来也是地下党员，被捕后才叛变投敌。他故作真诚地叹了一口气，一副心有不甘的样子说，换了我，一定会回大陆去。刘青石立刻明白了敌人的用意，这一招真够狠！如果自己回到大陆不能重获组织信任的话，那么台湾方面就等于是借刀杀人；反之如果他能获得信任的话，也只不过是为台湾亲人的安全而继续替国民党卖命。全家人对此忧心忡忡。特别是读了很多书、深明政治斗争利害的四哥刘英德坚决表示反对。他劝刘青石说，你这样经过敌人的手再回去，就是说破天，大陆那边也不会相信你的。刘青石心里激烈斗争着，这是另一场和敌人的斗智斗勇。他首先想到，那么多同志无辜流血牺牲了，作为最后一批被捕的地下党员，他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向大陆党组织汇报蔡孝乾的叛变经过，以及台湾地下党遭破坏的详细情况，因为现在他是唯一最了解内情的人。另外他没有出卖过任何一位同志，没有泄露任何党的机密。只要能回去把情况说清了，不管党组织如何处理他，他都无怨无悔。刘青石主意已定，他决心回大陆向党汇报完情况后，立即迅速消失，给台湾方面造成他事败被杀的假象。这样他才能够既不违背自己的信仰，又能保护家人的安全。 1956年春夏之交，刘青石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踏上了归途。那天一走出香港码头，他就把台湾特务头子俞询初交给他的密写药水一把扔进了海里，向噩梦般的过去彻底告别。途经香港辗转回到大陆，刘青石很快和上级组织取得了联系。他的归来震动了中共高层，公安部派人出面接待了他。在广州的一个招待所，他要求直接到北京面见党中央的领导，汇报台湾地下党事变经过。然而到了北京后，只有一位统战部的领导接见了他。他一看接见如同审问嫌犯，两位警察把他夹坐在中间，当时就火了。刘青石“呼”地一下站起来，愤怒地大声抗议道：“我又不是坏人，你们这是什么意思？”那位统战部领导很礼貌地拍着他的肩膀，好言相劝，请他耐心配合调查，告诉他情况总会搞清楚的。刘青石放声大哭，如同受尽委屈的孩子，回到了家却无从倾诉。经过一年多的审查，刘青石写下了十多万字的材料。交代完所有情况，他就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身边全都是政治犯、刑事犯、劳动教养犯。刘青石的心彻底凉透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历经生死换来的竟是自己人的冷漠与怀疑。冷静下来后他问自己，当初离开台湾时，你不是早就做好了受冤屈的准备吗，你不是告诉自己只要问心无愧，任凭组织如何处理也不反悔吗？至少，你现在还有一张嘴可以为自己申诉下去，可是那些已经在台湾埋骨荒郊的战友，他们到哪里去申讨公道？这样一想，刘青石准备顽强地活下来。后来有关部门每个月给他寄来30块钱生活费，意思是没把你当罪犯，也没把你当农场的干部或者职工，就是把你暂时“搁”在那儿，等台湾解放情况弄清楚了再解决。就这样，刘青石带着不明不白的身份，在农场安身立命。 5年过去了，刘青石没有等来台湾解放，却意外等来了一封妻子辗转寄来的信件。妻子在信中诉说了一个人独自抚养孩子的艰难，和期待与他早日见面的心情。刘青石翻来覆去读着妻子的来信，直到把信读成了皱巴巴的碎纸片，他的心中无比纠结。家山万里，异乡为客，他没有一天不在思念年迈的父母，也完全可以猜想妻儿背着“匪谍”家属的恶名，在台湾过着怎样艰难痛苦的日子！可千般犹豫之后，他还是一次次撕掉已经写好的回信。当时大陆肃杀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他写这封信，而为对岸的家人安全考虑，他更不能给妻子回信。台湾贫穷的1950年代，一个人的平均月薪是200元，而检举有嫌疑的“匪谍”的奖赏却可能高达20万元。可以想象，一旦回信妻子将承担怎样的风险。对台湾的亲人，刘青石只能做一个活“死人”。而在农场，因为他从事工作的特殊保密性，他也不能暴露自己的历史。他没有身份，更没有朋友，只能活在自己的影子里。那些如孤狼独处的日子里，拼命劳动成为刘青石解脱孤寂的唯一方法。他不能让自己静下来，一静下来就要发疯。 “文革”来临，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变成了瘟疫一样可怕的人物，从一个农场转移到另一个农场加重改造。有一次斗争会上，有个干部骂他是蒋介石的爪牙。刘青石立即大声回骂，你怀疑我，我还怀疑你呢！于是对他的斗争立即升级。换作别人可能早就受不了，可刘青石反而非常高兴，他内心甚至时常期待着这种批斗会。批斗他时，他像个英雄一样笑容满面，昂首挺胸地站在台上，享受着那短暂难得的热闹时光。对他而言，只要有人搭理他，只要还有发泄的地方，就能证明他还是个有生命的人。昨日少年今白头 “文革”结束后，1978年，在农场劳动了22年的刘青石被安排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当上了一名日语教师。当年的英俊青年，如今已是56岁的半百老头。1983年，他的问题终于有了结论，中组部部长亲自给他签发了平反通知，恢复了党籍，落实了政策，按高教六级待遇离休。台湾的家人以为他在北京已是高官显贵，殊不知他只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离休干部。久别的妻子本来约好和他在美国的儿女家中见面，在得知这一真相后，不等刘青石到来，就立即飞回了台湾，并来信说她不认识这个人。刘青石对妻子没有怨恨，只有歉疚。这么多年来，他给家人和朋友带来了太多灾难，在台湾他一直是个挂了号的“危险人物”。1992年，刘青石36年来第一次从香港坐飞机回台湾给父母扫墓。所有亲人都在机场排队等候着他。结果他的班机延误了，亲人们刚一听到机场喇叭说他那班飞机延误了，顿时认为他又被抓了，全都吓得一窝蜂跑掉了。可见当年那种“谍匪家属”的阴影，带给他的家人多么深重久远的刺激惊吓。两岸关系缓和后，刘青石几乎每年都要回台湾给亲人扫墓。每次去台湾，他都悄悄地去，悄悄地走，他不敢也无脸去见当年那些牺牲战友的家属。他深感自己良心上欠了他们一笔笔重债。 1950年代的前5年，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至少杀害了4000多人，监禁了8000个以上的“匪谍”。而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而被构陷的普通人。近年来，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勇敢开启了和解的先河，对国民党过去血腥镇压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左翼力量之历史，多次公开鞠躬道歉，向“白色恐怖”时代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这是人权的进步，也是台湾的进步。 “胜利有一百位父亲，失败往往成为无人认领的孤儿。”那些曾经在海峡对岸一度被夸示宣扬的“剿匪功勋”，却在大陆长期湮没无闻。直到2013年12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公园建成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公开纪念在台牺牲的地下党员，才使这段湮灭了60多年的神秘历史，首次在大陆官方的披露中浮出冰山一角。北京西山纪念碑的铭文印证：“1949年前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台，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1,100余人。”这场国共双方“隐蔽的战线”的最后较量，对于潜伏的“余则成”们而言，结局之惨痛，牺牲之巨大，诚如碑文所言：“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好在那些孤岛忠魂留下的殷殷血迹，纵然没有换来胜利的凯歌，也终于等到一份令人欣慰的缅怀。今天，台湾海峡的硝烟战火早已散去。重新挖掘那段变幻莫测的历史，不仅令人怅叹命运的无常，还引领我们从那个寂寞旧战场中拣拾起许多沉重的思考—关于战争，关于人权，关于和平。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过自己的趋势，为此图谋提前"接班"。原来他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江青的野心在当时都绝难实现，但是要毛泽东主席将自己的位子马上让出来，让他提前"接班"，那也是绝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反革命集团决心撕破一切假面具，策动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　　同年9月5日和6日，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了毛泽东主席察觉林彪在密谋夺权的谈话，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主席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经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审判，终于搞清了林彪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幕后策划情况。除了我与你合作的那本《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上所披露的内容之外，还有一些内幕，我在这里必须作一些补充，因为它们一直都未曾公开过。这起事件得从1971年9月11日夜晚，在北京西郊军用机场的一次密谋开始说起。这是机场旁边一间极不起眼的小平房。当天黑下来之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这里组织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和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等人在此召开秘密会议。这里，正在策划着一场震惊全国的巨大阴谋。　　林立果一副十分自信的样子，对那几个老军人说："现在情况很紧张，马上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会议以前要开三中全会，三中全会一开，首长(林彪)就不占优势了。现在首长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搞掉"。　　林立果接着又对其他几个军人说："'歼七'打不成，就看鲁珉部长在硕放第二次攻击，再不成，让陈励耘派强击机轰炸。硕放有的是炸药……把炸药往铁路上一摆，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被称为"B?52"的正是毛泽东主席，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在阴谋活动中所使用的代号。担任打头阵的江腾蛟代号为"歼七"。　　为什么林彪集团想谋害毛泽东主席呢？　　因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过自己的趋势，为此图谋提前"接班"。为什么林彪会有这个想法呢？　　原来他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江青的野心在当时都绝难实现，但是要毛泽东主席将自己的位子马上让出来，让他提前"接班"，那也是绝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反革命集团决心撕破一切假面具，策动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1971年3月，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取名为《"571"工程纪要》。3月21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和七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王维国、七三五○ 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江腾蛟为南京、上海、杭州"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的负责人。有谁能够想到，在全国人民以狂热的热情投入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怀着虔诚之心保卫毛泽东主席的时候，这位被称为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副主席"，为着个人的权力，竟向党的领袖伸出了罪恶之手。经特别法庭最后判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有四个方面的罪行：一、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二、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三、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四、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对这些事件只有特别法庭的审判结果才是最具有权威性的。这件令国人震惊的事件，经特别法庭认真严肃的审判，现在都已经真相大白。　　这个空军党办调查小组是什么呢？这个小组就是以林立果为首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组织的"联合舰队"。面对着即将覆灭的命运，林立果指挥"联合舰队"进行最后的挣扎。　　1971年9月7日，江腾蛟家的房门被轻轻地敲响了。　　他打开房门，见来找他的人是周宇驰。　　周宇驰受林立果之托，送来了一份材料。　　这是毛泽东主席在长沙会见广州军区负责人刘兴元和丁盛时的讲话。　　毛泽东主席当时出行视察的路线和对广州军区负责人的讲话都是保密的，周宇驰又是如何将这样一份保密材料弄到手的呢？1971年9月5日下午，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到广州军区去听刘兴元政委传达毛泽东主席在长沙接见广州军区首长时的重要讲话。当天晚上大约11点钟，于新野将电话打到顾同舟家里，向他了解传达的内容。顾同舟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于新野。　　这些内容包括：十次路线斗争；三项基本原则；三条方针；强调干部多读一点书并且加强路线斗争的教育；不要老婆当秘书；不要搞吹捧，对青年人更不要搞吹捧；要加强军队的军事训练，军队要防止骄傲等。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次情报搜集活动，他们通过这些讲话，了解毛泽东主席的动向，以及有关的各种思想。于新野连夜将记录作了整理，送给周宇驰。　　9月6日，周宇驰乘直升机直飞北戴河，将于新野整理的材料送给了林立果。当天，周宇驰给顾同舟打来电话，说："昨天晚上于新野记录的我们都看了，林立果副部长也看了，我们非常感谢你。林立果副部长说，要你整理一份文字记录，派人送到北京来。"既然是林立果副部长要这份材料，顾同舟不敢怠慢，立刻赶着将这份材料整理好。一场秘密窃取毛泽东主席行动和情报的活动，就这样开始了。　　这份重要的材料由谁送去比较稳妥呢？顾同舟自然得找一个十分可靠的人才行。在顾同舟对这个人还未考虑成熟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林彪集团对窃取毛泽东主席的这次谈话如此感兴趣？在此之前，毛泽东主席就已察觉了林彪一伙迫不及待妄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对其已有所防范。林彪眼看着接班人的位子很难保住了，便开始策划其不可告人的反革命活动。其实，林彪、江青这两伙反革命集团为了达到他们各自的政治目的，早就相互勾结在一起了。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和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都是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反革命集团……形成了一个反革命联盟"。" 两案"中，除已经死亡的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六名主犯外，这次特别法庭判处的十名主犯，林彪这一边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江青这一边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陈伯达，陈伯达这个人同林彪、江青所犯的罪恶都分不开。在这十个人中，除江腾蛟之外，其他九个均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都是举世瞩目的人物。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此曾说过，林彪、江青一伙"做贼是一致的，分赃有矛盾"。就连林彪集团主犯之一的邱会作都说："林彪是副统帅，江青是旗手，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事实也确实如此。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江青、叶群和吴法宪勾结，指使江腾蛟搜查上海郑君里、赵丹等五位文艺界人士的家。后来，江青挂着一台照相机，来到林彪工作室，为这位野心家拍了一张读毛主席书籍的相片。这张照片冲洗出来后，登在1971年7~8两期合刊的《解放军画报》封面上，江青还为此取了个很响亮的标题《孜孜不倦》。光头林彪一副装腔作势读书的样子--这就是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杰作。顾同舟最后决定派他的妻子张亚青亲自去送这份材料。　　9日下午，张亚青乘坐空军三十四师的飞机直飞北京。　　1971年9月7日下午，已经看过周宇驰送去的材料的林立果，在北戴河空军疗养院对空军党委办公室调查小组的陈伦说："我们马上返航，回北京……现在舰队进入一级战备"。这个空军党办调查小组是什么呢？这个小组就是以林立果为首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组织的"联合舰队"。面对着即将覆灭的命运，林立果指挥" 联合舰队"进行最后的挣扎。　　江腾蛟看了林彪手令之后，当即表示三条："为了正义，为革命，坚决干"。林立果十分高兴，就安排说："你到上海作第一线的指挥，此任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江腾蛟当即表示："一定坚决按首长和你的指示办。"上海市公安局送达王文正关于林彪死党王维国材料的便笺。　　1971年9月7日，周宇驰根据"首长"的指示，将毛泽东主席对广州军区领导人的谈话给江腾蛟看过以后，就向他传达了"首长"关于谋害毛泽东主席的阴谋计划。周宇驰说："看起来他们要动手了，如果他们这些人上了台，我们就完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如先下手为强。他(指毛泽东主席)正在杭州，很快就到上海，要回北京过国庆，我们看在经过上海的时候，就可以在上海动手。"江腾蛟提出由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来干。　　王维国当时任驻沪空军第四军政委，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手中握有很大的权力，也可以想办法调动空军，由他来干这件事情当然是可以的。可是，这却遭到了周宇驰的反对。　　周宇驰认为："王维国不行，王维国太粗糙，这个人太粗。"江腾蛟最后决定自己亲自上阵。　　江腾蛟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为什么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干出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罪行呢？江腾蛟在"文化大革命"前，由驻沪空军第四军政委提升为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他在南空机关内部大搞宗派活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安插亲信，排斥异己，煽动一些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南空司令员聂凤智打倒，而且要"揪出聂凤智的黑后台"，矛头直指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1967年，掀起"揪军内一小撮"时，抄了许世友的家，使许世友无法正常工作，被迫躲进安徽大别山南京部队的后方农场。1968年，由于江腾蛟在南京军区反军乱军，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毛泽东指示："对此人不能重用。"此后，江腾蛟被免去了南空政委的职务。　　就在这时，林彪却对他加以保护，特地在家中接见了江腾蛟，并私下封官许愿。江腾蛟对于林彪的这种"信任"真是感恩戴德，给林彪写了不少的效忠信。林彪一家也看中了江腾蛟，认为这样的人可以成为他们忠实的鹰犬，并通过吴法宪对其进行包庇重用。我在参加预审工作时抄下来一封信，是江腾蛟写给林立果的，从这封信就可以看出江腾蛟对于林彪家族的效忠程度。信是这样写的：　　立果同志：苦思数日，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我感激首长、主任和你的心情。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教导我的，指点我的，保护我的，是谁呢？是首长，主任和你！我能不天天想吗？能不天天念吗？我能不以实际行动报答吗？！…… 　　够了，够了，一个参加革命数十年，现已五十多岁的"将军"，竟然卑躬屈膝地要接受一个二十多岁的林立果的"教导"，这正暴露了江腾蛟在权力欲火炙烤下丑恶的灵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就是这样招降纳叛的。　　从此，江腾蛟对毛泽东主席怀恨在心，死心塌地卖身投靠林彪，积极参加林立果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小舰队"的阴谋活动，并充当了急先锋。1971年9月8日，江腾蛟根据林立果的指示来到首都西郊机场。　　林立果带着周宇驰早已在那里等他了。　　林立果从身上拿出一张纸条来给江腾蛟看。　　江腾蛟接过看了一下，只见上面用红色铅笔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执行"。江腾蛟看完之后将纸条还给了林立果。　　这就是林彪实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九·八"手令。　　这份绝密的手令是林彪集团实行反革命政变的铁证，后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乘直升机外逃时，随身带走了这份手令。当直升机迫降的时候，周宇驰为毁灭罪证，将这份手令撕碎扔掉了。　　可是，这份手令最后还是在法庭上向被告作了展示，关于这份手令复原的过程，我与你在那本《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中已作了全面的介绍。江腾蛟看了林彪手令之后，当即表示三条："为了正义，为革命，坚决干"。林立果十分高兴，就安排说："你到上海作第一线的指挥，此任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江腾蛟当即表示："一定坚决按首长和你的指示办。"安排完后，林立果走到另一个房间，看见一棵灵芝草，就拿过去送给江腾蛟，并要他好好保重身体。　　9月9日上午，同样在西郊机场，同样在那间极不起眼的平房里，由李伟信在里面看电话，林立果、王飞、周宇驰、江腾蛟四人在一起研究，主要是继续昨天晚上没有研究完的问题。在8日晚上，林立果、江腾蛟一伙就如何谋害毛泽东主席的事情进行了仔细的商量，可是未能达成一致性的意见。所以，今天上午又叫江腾蛟和王飞参加，继续进行策划。　　林立果讲了三条：　　第一条办法是用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毛泽东主席的专用列车。　　第二条办法是用一零零高射炮平射，打毛泽东主席的火车。　　第三条办法是要王维国趁毛主席接见他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可是，8日晚上的这三条计划都被否决，大家讨论后觉得都不妥。因为这样的行动，非同小可，必须得万无一失，否则后果难以想象。在9日继续研究时，周宇驰提出是不是采取炸铁路的办法。可是，也有人认为不妥。　　王飞提出，是不是采取开会的办法。　　这时，周宇驰就问江腾蛟："油库能不能爆炸？"江腾蛟说："油库能不能爆炸我不清楚，但是油库可以燃烧，因为虹桥曾经发生过一次油库燃烧事件。"周宇驰说："油库燃烧起来也是很了不起的，趁那个混乱之机动手，谋害毛主席。"接着，就由江腾蛟画了一张从油库到将来毛泽东主席停专列位置的地图，交给周宇驰。周宇驰看过之后，将图转给了林立果。　　9日下午，除林立果、周宇驰、王飞、江腾蛟、于新野之外，又新增加了关光烈，这伙人继续在老地方，研究从关光烈哪个部队里面调火焰喷射器到上海去，以及如何调动部队到北京协助王飞攻打钓鱼台的问题。江腾蛟看到王飞在看一封信，就走过去，一看竟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　　后来，法庭上投影和宣读了这封信。　　信的内容是：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林彪接着，这伙人就研究了这次行动的密语："如果毛主席已到了上海的话，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果毛主席离开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已经好了，出院了"。周宇驰对江腾蛟说："你如果到上海去的话，于新野跟你去，他全都有。"于新野在一旁，对于所作的决定都认真地作了记录。　　林立果说："如果在上海动手的话，有线电、无线电同时使用，无线电发电报的时候，就发王飞转空军党委，以这样的办法发，有线电借故有重要事情，把线路占住，不让别人用。"林立果将关光烈介绍给其他几个人之后，就直截了当地对关光烈讲了两个问题："第一，把你们那个师的火焰喷射器调到上海，交给他(指江腾蛟)指挥。第二，你们调一个营到北京来，协助王飞率领空军警卫营攻打钓鱼台"。林立果指出，林彪的决心已定，并布置说："就在上海搞，如果'B?52' 住在机场，就用四零火箭筒配合火焰喷射器干，住在市里就叫几个人用手枪干，不出车站就在车站里干。"江腾蛟表示同意林立果的意见，但在具体方案上只同意在机场和市里这两个方案。9月11日晚饭后，在北京西郊机场的那间平房里，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鲁珉四个人，又在一起研究行动方案。这次主要是研究鲁珉到硕放去指挥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另一套行动方案。　　林立果强调："以检查为名，到那里去，借口说有些坏人坐着毛泽东主席的火车到处搞阴谋活动，对硕放就这么讲。"江腾蛟认为："如果这样讲的话，李世英真可能干。"李世英是当时驻硕放的第十五师的师长。　　林立果听后觉得有道理，一再强调："到那个地方主要是炸铁路桥，那里有炸药"。一场令中国人民震惊的谋杀即将开始。　　毛泽东不愧是时代的伟人，他纵观风云变幻，明察秋毫，对于各种政治动向了如指掌，早已识破了林彪一伙的阴谋诡计。就在林立果一伙梦想着实现他们的阴谋之时，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林立果听完电话之后得知，"B?52"到上海后立刻改变行程，此刻他的专列已经过了上海。林立果炸硕放铁路桥的方案还未来得及实行，毛泽东的专列就已经平安地到达了北京丰台车站。9月13日，林彪见反革命阴谋已经败露，乘机叛国外逃，最后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一场妄图谋害毛泽东主席，窃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阴谋宣告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