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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上海一名余姓女子与丈夫在西藏蜜月旅行期间发生车祸，导致肝脏破裂，失血严重，有生命危险，被紧急送至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治疗。后经当地多方会诊救治，女子脱离险情，回到上海继续治疗。图为余女士脱离生命危险，回到上海治疗（图源：九派新闻）然而，这起车祸带来的纷争远未平息。该女子脱险后在社交媒体发布短视频称，丈夫陶先生的“小姑姑”通过上海市卫健委联系西藏阿里地区，协调上海援藏医疗专家为其进行治疗，还发动了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其献血，最终用7000多毫升血将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随后，她又支付120万元通过医疗包机转运到四川华西医院。视频很快引起关注，不少网民质疑，“小姑姑”是谁？为何能让上海市卫健委调动援藏医疗专家？还能发动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其献血？120万元医疗包机转运是如何筹集的？整个救治过程中，是否存在通过关系借助公权力调用公共资源的情况？由上海报业集团上观新闻、澎湃新闻多位记者组成的联合采访报道组通过连日来蹲点调查，采访了余女士、其丈夫陶先生、其父母，参与余女士抢救工作的上海援藏医生，以及余女士家所在居委会等各个方面，厘清了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问题1：到底有没有发动“全体公务人员”献血？是谁献的血？据陶先生回忆，10月15日，也就是余女士进入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治疗的第二天，医生反馈“血可能不太够了”。后来加入救治的上海援藏医生、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翁昊表示，根据病程记录，余女士出血很快，止血后效果不理想，血压仍然不稳，14-15日两天在医院输血就达到2800ml。他回忆，10月16日凌晨4时，余女士被送到ICU继续抢救，患者最终在治疗中总共输A型血约7000ml，生命体征才平稳下来，“如果没有输血肯定是救不回来了”。 “这是我们多方动员的结果，确实不是有组织的。”陶先生说道，“医院说病人情况很危急，所以帮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我还在一个社交软件发帖了，问有没有在阿里的朋友，帮忙来输血。家里人我也求助了，让他们去问问阿里这边有没有熟人给我们一些帮助。” 记者从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到，确实有干部职工为受伤女子献血，但不是官方组织的。阿里医院工作人员称，血库库存告急后，医院向职工、社会人员求助，家属也向当地多个部门求助，有不少当地人来献血，其中有几十名公职人员。前述政府工作人员还表示，阿里地区医疗条件相对落后，血液库存本来就很紧张，如果有人求助，很多干部职工都会自愿献血。陶先生说，车祸发生后，他还曾求处理车祸的民警帮忙献血，热心民警为此还发了朋友圈。另外，他还求主治医生帮他联系询问有没有医护人员献血。 “我当时见人就问，你是不是A型血，一直在找人。”陶先生说，自己也去验了血，但他的血型不匹配。陶先生表示，10月16日陆续有人献血，包括公安民警、消防队员以及很多热心人士。最终，多人的助力保住了余女士治疗的希望。问题2：“小姑姑”是谁？上海市卫健委表示，经核实，网传“患者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卫健委，卫健委联系了阿里部门，动用阿里地区所有公务员为其献血”的说法不实，无上海市卫健委人员认识患者及家属或接到过他们的请托。余母回忆，10月14日晚她接到女儿出事的电话。15日到拉萨后，已错过当天去往阿里的班机，到达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是10月16日中午。“当时女婿说好心人已经给她献过血了，生命体征渐渐平稳，但还没有度过危险期。只知道在我们到医院前的半小时，从日喀则来的上海援藏医生刚刚到现场，已经进去会诊了。” 陶先生回忆，当时妻子出事后，他向所有家庭成员求助。其中，已经退休的小姑姑将消息转给了在上海奉贤某银行工作的儿媳，也就是陶先生的表嫂。记者进一步从有关部门获悉，“小姑姑”今年60岁，退休前为某工艺品联营工厂工人。事发后，“小姑姑”联系到儿媳，儿媳又求助单位领导，其间有多位热心人士接力传递信息，最后联络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针对此事给出回应：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上海援藏医疗队于10月15日下午收到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请求选派医疗专家赴阿里开展紧急支援的函。经紧急商议，上海援藏医疗队本着人道主义和救死扶伤的职责，决定选派一名医疗专家前往阿里，参与病患会诊。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表示，此事并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问题3：余女士受伤当日发生了什么事情？救助过程中为何有上海医生介入？据余女士回忆，今年9月29日，她和陶先生在上海举办婚礼后，10月1日两人就开始自驾前往新疆、西藏。陶先生回忆，10月14日下午，二人到达了海拔5000米左右的高度，余女士感觉自己缺氧，就把双脚放在副驾驶前方，出事时人几乎是平躺在座位上的。陶先生称，驾驶车辆的他出现高原反应没有及时吸氧，撞到了路边柱子。妻子余女士因为安全带绑的角度不好，强烈的撞击勒破了肝脏。出车祸之后，余女士感觉到疼痛，“快不行了”，二人想办法报警。“当时我们俩手机都没信号，好在有个路过的好心大哥帮我们拨通了120和110。”余女士说。翁昊根据病程记录介绍，余女士入院时是创伤性休克状态。CT提示，9-11肋骨骨折、肝脏挫裂伤，诊断为失血性休克、腹部闭合性损伤（肝破裂）、胸部损伤、肋骨骨折、肺挫伤。当日22时，陕西省援藏医疗队在阿里当地参与帮助进行了首次紧急手术，剖腹探查后，进行肝破裂修补+胆囊切除+纱布填塞止血，腹腔内有超过3000毫升的出血量，手术时间长达五六小时。 “当时医生跟我说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就把小余推进ICU抢救了。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医生又跟我讲说‘人不行了’，让我进去看一眼，我就拨通了小余父母的视频电话，三个人一起鼓励她坚持下去”，陶先生说，“当时签了有多少病危通知书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十几页纸是有的。” 据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10月15日向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发出的请求救治支援的函，余女士当时情况危急，急需肝胆外科专家支援。上海市第九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队队长、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庆华表示，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于10月15日收到了函，决定选派上海援藏医疗专家、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翁昊参与救治。考虑到要从海拔3800米的日喀则前往海拔4300米的阿里，必须保障翁昊医生的安全，所以收到函后向上海市卫健委作了报备。接诊医生翁昊说，医疗机构间的“函”并非政府部门的公函，而是正式的会诊单。由于西藏地区幅员辽阔，目前医疗资源仍相对有限，各地援藏医疗队异地会诊、参与救治都是常事。翁昊回忆，自己于今年7月前往日喀则援藏，“西藏车祸伤患者其实不少，我曾经参与救治日喀则一例东北游客车祸伤者，当时也是紧急抢救，立即开展远程会诊进行讨论和抢救，这里的医疗条件不好，遇到任何一例病重的患者，当地医院都会尽全力集合现有的医疗资源开展救援。” 翁昊告诉记者，援藏期间他接诊过多例因车祸外伤紧急送医的患者，但像余女士这样的严重伤员比较罕见。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我们会尽努力挽救危急的生命。”翁昊说。问题4：包机的决定是怎么做出的，包机的钱又是怎么筹集的？当事人家庭背景如何？是否有特殊人脉关系？翁昊说，10月17日会诊时，因患者情况较之前稳定，患者家属提出医疗包机转运治疗，各方专家讨论后表示可行。 10月18日13时30分，患者及两名陪同家属由救护车送至阿里昆莎机场。飞机于当天17时左右降落成都双流机场，由救护车送往华西医院，翁昊也于次日返回日喀则。余父告诉记者，之所以做出包机转运治疗的决定，也是因当地医生告知，高原环境下很多生命体征都会出现异常状况，“比如我女儿的凝血功能指标极低，必须输全血”。决定包机后，陶先生开始在网上找包机转院的资源，还联系了以前有过包机转院经历的患者家属咨询流程。“当时有不少航空医疗服务商主动来联系，最终我们选择了海南经纬航空医疗急救公司，商谈的价格是110万元人民币(专题)。” 筹钱先于包机决定。余母说：“当时我乘坐飞机刚到西藏，有朋友告诉我可以包机转院，就是费用高达百万元。我就立马跟公司老板、身边同事、亲戚借钱。最后是公司几个领导给我凑了120万元，亲戚朋友又陆续转账了一些让我应急。” “我天都塌了，你知道吗，我们家没有那么多积蓄，女儿还刚结婚。但我们只有这唯一一个女儿，所以不管怎么样也要救命。”余母说道。余母所在的公司，是上海奉贤的一家科技上市公司。公司的一位负责人陈先生告诉记者，10月15日余母向他求助借钱。“我一开始以为是骗子，专门打了电话给她，她在电话里把情况跟我说了。”陈先生说，余母在他们公司服务已十多年，彼此熟识，也都是朋友。陈先生听到余母说包机需要一百多万元，他和公司几个朋友共同凑钱。转账记录显示，10月15日、16日两天，余母收到总计转账给她的120万元。当时为什么不选择直接返回上海的医院？余母解释，当时包机先到四川华西医院，是她做出的决定。“我在网上看到，海南经纬航空医疗急救公司和华西医院以前有相关转运的记录，而且和医院的衔接比较好，华西医院的医疗资源也不错。主要当时女儿也不能承受更远途的路程，据说包机直接回上海价格也会翻倍，所以就决定去四川的医院。” 公开信息显示，从西藏包机飞往成都等地治疗重症病人并非特例。陶先生说，他听说此前有位患者通过上述公司包机飞往华西医院，便打听到该患者家人，询问了包机情况，对方也给了公司联系人信息。最终余女士一家确定的湾流G550公务机，由海南经纬航空医疗急救公司提供。 10月18日，余女士包机飞到了四川成都。余母回忆，在阿里期间，陶先生一直在接受当地交警调查交通事故，有民警跟着他，去往机场之前他们曾请求警方帮助护送救护车到机场。“女儿的情况很严重，转机时间也很紧急，热心民警帮了我们。”余母说。记者从有关部门、当地居委会，以及余女士家人的讲述中确认，余女士今年27岁，目前就职于上海某银行支行，担任大厅助理，为第三方劳务派遣人员，合同在人才服务公司。余父原来从事过货运，有30多年驾龄，现在上海奉贤一家公司做班车司机。余母就职于一家企业，从事财务工作。余女士丈夫陶先生是河南籍人，29岁，目前是一名滑板教练。陶先生的父母也无公职，父亲70多岁，退休前在奉贤一家私营工厂工作，母亲则经营一家小服装门店。另从居委干部、周边邻居处得知，目前一家人居住的商品房小区，建于2002年，余女士父母2003年购入该房后，长期在这里居住，为唯一住房。今年余女士和陶先生结婚后，搬到附近3公里外的婚房，该小区建于2006年，婚房也是小陶父母的老房子。问题5：视频截图中陶先生为什么要和余女士说“后来我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市卫健委，卫健委联系了阿里，动用了阿里所有公务人员献血”？陶先生回忆，当时说这些话有一个背景，“妻子刚刚从昏迷中清醒，还插着喉管，说不了话，她就用微信给我发了一串省略号，还说她可以打字。我知道她昏迷了这么久，刚醒过来肯定很痛苦，就想告诉她家里人都为她的救治做了努力。尤其重点说了小姑姑的事，本意是鼓励她积极配合治疗。” “我告诉她‘全体的公务人员去献血’的事，肯定也是夸大地讲的，因为我想让她知道这次救援来之不易。”陶先生对自己当时那句随口夸大的话追悔莫及。陶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妻子出事后，包括他小姑姑在内的很多亲友都被他发动起来去找人求助。但这些帮助联络究竟起到什么具体作用，他并不清楚。后来余女士身体逐渐转好，陶先生鼓励她可以将大难不死的经历写下来留个纪念，于是她就编辑了那条视频。之所以发布视频，余女士坦言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想自己大难不死，应该留个记录纪念一下，然后我就编辑了这个视频。”余女士说，她的抖音账号只有100多个粉丝，没想到后来事情会发酵如此之大。“结果这条视频发出去以后，浏览量很快就达到20万了，还有人发一些恶毒的评论，比如‘你怎么不去死’之类的，我就把视频删掉了。”余女士承认，自己视频中表达不准确、措辞不当，有多处言语夸张。陶先生也多次表达了歉意和懊悔。陶先生表示，网上舆情爆发后，小姑姑也曾不止一次批评他，“你怎么能这样不顾事实，夸大其辞？”余女士在采访中多次内疚地说：“看到网络上各种言论和猜测，感觉到让很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这两天忍不住要哭，觉得对不起那些真诚帮助过自己的人。”

原本一天的航班量要用一周才能飞完，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直飞航班还可以再多一点中美之间有多少直飞航班？2019年，这个数字是每天48对；2023年，原本一天的航班量要用一周才能飞完。进入11月，中美直飞航班刚刚从每周48对增加到70对。受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直飞航班，在漫长的几年内都处于较低水平。以海南航空为例，疫情前的2019年，海航是中美航线上航线条数和通航点数量最多的航司，开通了北京、上海分别直飞波士顿和西雅图的航线，也让国内二线城市如成都和长沙，第一次能直飞洛杉矶。但是到了2023年11月，海航时隔三年多，才恢复第一条美国航线，连接北京和波士顿。对于乘客而言，中美直飞航班的减少，意味着更高的票价，以及更长的飞行时间。不少在美工作学习的华人，已经长达三年多没有回国。“疫情前，海南航空执行北京—波士顿7班/周，上海浦东—波士顿4班/周，创造了很多直达的便利，也赢得了很多感情和认同。很多常旅客都是在中美航线飞出来的，海航品牌的核心价值都体现在这里。常旅客和大客户对直飞的呼声很强烈。”海南航空董事长助理刘吉春对《财经》回顾道。留学生喵喵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就读，她告诉《财经》，她搭乘过达美航空从上海直飞底特律的航班，服务环境和餐食都比较好，但经济舱票价就已经高达1.6万元；由于直飞航班太贵，她也坐过票价5000元需要转机开罗的埃及航空，但“体验比较差，食物不好吃，环境也不干净”。跨太平洋航线曾经日夜奔忙，喵喵希望，直飞的航班再多一点、票价再低一点。像她一样期待的人不在少数，要知道，中国是美国高校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地。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的统计显示，2022-2023学年，中国大陆留学生总数为28.95万人，占比约为27%；印度留学生紧随其后，约占25%。为什么中美直飞航班的恢复如此吃力？其中原因非常复杂。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Willie Walsh）对《财经》表示，其一是俄罗斯的空域关闭，其二飞机制造商由于供应链短缺而延迟了飞机交付，迭加起来最终影响了中美之间航班的复苏。中美航线的最短路程一般要经过俄罗斯领空，但美国航司在俄乌冲突后无法飞跃俄罗斯上空，飞行中美航线时间普遍比中国航司长1个-4个小时，再加上国际燃油价格上涨，各方面成本都大大增加，美国航司复飞中国的意愿不强。由于双边对等，中国航司增加航班也受到限制。这是影响中美直飞航班恢复的一大因素。好消息是，11月15日的中美元首会晤中，双方重申人文交流的重要性，明确提出要增加两国直航航班、促进旅游合作、扩大地方交往、加强教育合作，鼓励和支持两国人民多来往、多沟通。从11月开始，中美直飞航班每周共70班，由两国的航空公司平分，将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城市与美国东西海岸连接起来。小岛毕业于纽约大学，如今留美工作，她对《财经》说，中美直飞航班多多益善，消费者的选择余地会更大，而且不同航司也会竞价。如果性价比高，她肯定会选择直飞。以11月26日复航的海航北京—波士顿航线为例，最新经济舱票价不到7000元，明显低于此前动辄万元的直飞价格。据《财经》了解，仅在11月9日开票后的头3天，累计销售客票已经超过了1500张，预计全年平均客座率能达到80%。“下一步就是把北京—西雅图拿到，再恢复北京—芝加哥航线。二线城市的需求也很强烈，先期要解决北京上海的问题，然后再考虑二线城市。”刘吉春说。飞越太平洋的旅客类型众多，既有留学生和商旅人士，也有探亲者和旅游客。刘吉春观察到，疫情后的客源结构发生了很多变化，现在更多是刚需人群，以学生、商务和探亲走动为主，个人自由行和旅游消费可能会少一些，对美的旅游自由行在现阶段还没有恢复。刘吉春2002年大学毕业后加入海航，20多年来一直负责国际航线。他见证了出境游的井喷时代，2014年中国内地公民出境旅游首次突破1亿人次；他也见证了中方在中美航线上的崛起，2015年开始，中国航空公司在的运力投入上反转美方，在市场份额上也从落后到占据上风。北京—波士顿值机人员耐心解答旅客问题图源/海南航空一条中美航线的运营背后，需要做出多大的努力？在初冬的北京，《财经》对话海南航空董事长助理刘吉春，还原海航中美航线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财经》：北京—波士顿是海航疫情后恢复的首条美国航线，海航为什么这么晚才复航？刘吉春：疫情前的2019年，海南航空最多执行14条中美直飞航线，平均周航班量超过40班，是中美航线市场上执行航线条数和通航点数量最多的航司。2020年疫情暴发，迭加海航流动性困难，以往海航国际航线是重在扩张，当时就考虑要适当收缩和放缓速度，主动减少了中美的直飞航班。2020年3月民航局出台了“五个一”政策，限制国际航班数量，海航在作为基数的那周正好没有安排中美航线，因此那之后就拿不到航线资源。期间也有复航的机会，中间一度有好几次感觉我们很快就要恢复了。比如在2020年年底，已经拿到了重庆市政府批复的重庆到纽约的航班保障接收函，但因为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反复，为了配合国家需要，我们就一直没有恢复。但是海航的工作没有断。我们在每个通航点都有办事处，还有一个美国大区办事处，过去几年里，在美国的人员和机构都一直保留着，在当地大概留了5个人。海航和通航地机场、政府、大客户的联络也一直都没有断，我们一直做好内部的能力建设和储备。今年1月8号新冠调整为“乙类乙管”以后，我们紧接着就在争取复航。但中美的双边关系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俄乌冲突之后，美国和俄罗斯互相关闭领空，中美航线面临绕飞俄罗斯的问题，中美双方对是否绕飞有争议，所以又搁置下来了。进入二季度，民航局一直积极推动，要恢复正常的通航关系，行业主管部门代表企业的呼声在往前推。在中美大的政治博弈里面，企业其实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更多还是指望着国家在带动。当时整个外交的大势也在不断改善，美国国务卿、商务部长、财政部长陆续来华访问。7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要尽快恢复国际航班，加强跟国外的经贸往来、人员往来、民间交往等等。疫情期间，国内飞往纽约和洛杉矶的航班没有断过。而海航在美国的航点，包括西雅图、波士顿、芝加哥等，是比较有特色的，在双边加强民间往来上很有必要。比如华盛顿州西雅图，这里是波音公司所在地，有很多对华的经贸往来；在东海岸的波士顿，有大量的留学生，文化交流也很重要。疫情前，海南航空执行北京—波士顿7班/周，上海浦东—波士顿4班/周，创造了很多直达的便利，也赢得了很多感情和认同，很多常旅客都是在中美航线飞出来的，海航品牌的核心价值都体现在这里。很多常旅客和大客户对直飞的呼声很强烈，因此优先恢复北京—波士顿航线。《财经》：政策层面的障碍已经扫除，接下来就是技术性的细节了。刘吉春：对，现在主要做几件事：第一，原来的属地人员能回炉的就尽量回炉，但因为现在只有三个航班，人员的短缺并不明显。第二，提前锁定美方机场的保障资源。因为三年没有飞了，很多的保障协议、业务培训，都要重新加强。第三，涉及俄罗斯航路的走向，对原来的运行标准要做一些新的变更。这些工作都是常规的。《财经》：以前海航每周有超过40个直飞航班，现在刚恢复了十分之一，什么时候能恢复到以往？刘吉春：下一步就是把北京—西雅图拿到，再恢复北京—芝加哥航线。两国元首会谈之后，肯定未来是积极向好的。进一步恢复双边的通航关系以后，我们就会把北京、上海以前的模式增加进去，再恢复二线城市的国际航线。中美民间的交往需求量还是很大，比如海航原来在飞的西安、成都、重庆、长沙等内陆城市，对美直飞的需求也很迫切，但是我们认为先期要解决北京上海的问题，然后再考虑二线城市。这个判断还是基于国家的整体战略，中美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目前的航班体量跟原来比，恢复率还是太低，不到15%，我们肯定要积极做增量安排。《财经》：时隔三年多再复航，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刘吉春：客源结构肯定会发生很多变化，更多是刚需，学生、商务和探亲走动为主，个人自由行和旅游消费可能会少一些。原来对美的旅游自由行在现阶段还没有恢复。而且美国签证积压得也很厉害，办签证的效率对出游影响很大。我们希望双边的便利度更进一步提高，中国整个出境游今年都在恢复，但需要一定过程，可能要到明年夏秋季甚至到后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财经》：您刚刚提到，美国航线是海航品牌的核心价值，为什么会拔到这么高的位置？刘吉春：三个原因。第一，国际航线中，美国航线在整个海航运力投放端占1/3，在收入端也是1/3。海航的波士顿航线，开航当月就盈利，盈利水平很好；第二，它体现了海航积极配合国家经贸网的战略，比如在对美通航点的选择以及满足二线城市的需求上都有展现；第三就是客户的反响，很多国际航班的长期旅客都是在中美航线飞出来的。《财经》：很多航司都有中美航班，包括中国的和外国航司，为什么海航成为了中美航点最多的航司？刘吉春：实际上从中美的整个市场份额来讲，海航还是比东航和国航要低，但是覆盖面更广。海航更多的是积极挖掘市场需求，创造更多点对点的便利。二线城市有对外经贸合作往来的需要，所以我们在西安、长沙、成都、重庆四地开辟飞洛杉矶的航线，以及在重庆和成都两地飞纽约等等，导致我们的航线数量就相对多一点。《财经》：海航的二线洲际航线是很有特色的，第一次将中国内地城市和美国纽约、洛杉矶等连接起来，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发展路线？刘吉春：中国三大航掌控了传统的优势资源，海航这种新兴企业主要靠抓政策机会，才有可能去参与洲际航线的运行。2003年，中国和匈牙利两国领导人会面时提到，为了加深双边合作和往来，需要开通首都对首都的航线，我们就把这个任务领过来，2004年6月左右正式开通了北京到布达佩斯航线，这是海航的第一条洲际远程航线。2007年，海航开始引进空客A330，紧接着就在北京首都机场，做和国航差异化的运营。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图源/IC 我们洲际航线的初始阶段，在欧洲，以二线首都为主，比如中国航司集中在法兰克福、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罗马这几个点，我们就飞布达佩斯、布鲁塞尔和柏林；在美国，中方都集中在旧金山、纽约和洛杉矶三个点，海航差异化选择西雅图、波士顿和芝加哥等等。2012年开始，海航顺应国家经济布局，成为中国民航第一家首先投入到二线城市密集飞洲际航线的航空公司。在西安能直通罗马、巴黎，在长沙也能飞悉尼、墨尔本、洛杉矶；在深圳能飞布鲁赛尔、维也纳、苏黎世和马德里。可以说三大航不愿意干的事，海航都去干了。民航局领导也评价说，海航是中国民航的一条鲶鱼，刺激了整个民航，大家都在加大运力份额。“十二五”（2011年到2015年）以前，中美、中欧、中澳、中东航线，中方的运力投放市场份额都低于外方；市场被激活之后，无论是北京上海到欧美二线城市，还是说中国二线到美国一线的航线，中国民航就反转了，中国的运力份额和市场份额都超过美方。那几年中国的出境游一直在高速增长，2014年中国内地公民出境旅游首次突破1亿人次，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民航市场有一句话：全球民航看亚太，亚太市场看中国。中国的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基本上每年有无数个境外目的地城市来找我们，希望海航研究开通航线，因为我们飞的城市基本都是其他中国航司顾不上的那种。《财经》：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而民航的本质在于连接，未来的发展机遇在哪？刘吉春：疫情后的市场也在变。举个伊斯坦布尔的例子，原来我们都不想飞，一飞就是给土耳其航空做中转的，接驳土航对欧洲、对非洲的航班。但现在，反而是土耳其点对点的需求在增加，一带一路相关的市场都做得很好。今年还有中亚几国的旅游市场做得也很好，反而传统的东南亚没那么行，等于说差异化的有特色的市场，表现得不错。这些应该都是增量市场。因为原来也有旅客愿意去中亚国家，但这不是普遍现象，现在大家的旅游习惯转移了，中亚的风光、人文环境都有吸引力，未来海航也会新开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