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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上海前一天，我妈恨不得所有的东西都带上，小到绿豆饼、刚做好的饭，大到电饭煲、电磁炉，还有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高压锅。被我和我爸成功阻止的还有砧板、碗筷、她喝茶的茶具。她也有她的道理，“做饭方便一点。” 她做饭是清水炖一切，一道菜如果有调味料的颜色，那也一定是酱油的颜色。到了上海，我妈还是厨房的把关人，东西得用趁手的。高压锅是至少用了10年的老锅，中心已经焦黄，带过来的理由是煮东西快。用高压锅煮地瓜粥，每次我都觉得危险，不敢开，她会嘲笑我。我们老家盛产地瓜，每趟回家，她都要从老家带地瓜，带牡蛎，带蛏子，把老家的一切都搬过来，给我们做蚵仔煎。我厨房里只有一个电饭煲，是上大学的时候，偷偷买来在宿舍用的，10x15厘米，刚好两个人的量。不粘锅是我妈新买的，炒完菜她会先把锅洗了，还会特地叮嘱，不能用钢丝球。夏天小厨房里蒸腾着热气，她还要买一个小电风扇吹着。刚来上海的时候，在杨浦区的老破小，我们住在一个带阁楼的房子，一个月3700。楼梯是木头的，吭哧爬楼时嘎吱嘎吱响，拐角处电线乱缠，一不留神就会撞在我和我妈一米五多点儿的脑袋上。楼上楼下的也很复杂: 四十多岁的保安，二十多岁的保洁，一堆退休了没事儿干天天下棋的大爷、聊天的大妈。之所以选阁楼，是因为我不想没有任何隐私空间地跟我妈生活在一起。结果到最后我妈睡床上，我在旁边打地铺，阁楼变成了一个储物间，我俩变成了舍友。我妈有很多生活窍门。在福建看来，上海属于“北方”，树少，蝉鸣也少，但夏天的凌晨4点就有鸟叫，我妈嫌它们吵，拿晾衣杆也赶不走，后来她在抖音搜索小鸟惨叫的音频，对着这群鸟放，鸟也不听她的。隔壁八九点飘来很浓的油烟味，她就用纸板引导烟囱的风向，这倒是成功了。每天早晨，我妈就在旁边等着，等到我摆出一副要出门的样子，她就突然换衣服穿鞋，踩着点跟我一起下楼。下楼后我们就背对背走了，我骑小电驴去公司，她给自己搞了一个二手自行车，抄近路去买菜。她以前是图书馆管理员，短头发，喜欢穿红马甲这种饱和度高的衣服，给人一种很忙的印象——一坐下来，她就开始上杂志，接着编码，然后扫地拖地。退休后她就在寻找一种新的秩序。比如今天下雨，她去睡觉，又纠结不能睡很久，会破坏生物钟。她开始用时刻表，规定这一小时做什么，那一小时做什么。头发也开始留长，来上海的时候已经绑成了小马尾，背着促销赠送的水红色斜挎包。 ●小松拍下第一次看话剧的阿敏。讲述者供图上海的一些现代化设施会让我妈感到害怕，自动扶梯好几次差点摔倒，坐地铁扫码过不了，要我隔着闸机帮她扫。到上海的第三四个月，她下载了boss直聘、今日头条、58同城，戴着老花镜眯着眼睛每天研究。很多岗位都不要35岁以上的，更不要50岁的，合适的岗位只有食堂阿姨、保洁。有一天她发现一个模特中介公司，找上镜的淘宝中老年模特零工。我陪她去杨浦区五角场附近的写字楼面试。她穿上裙子，涂上白白的粉底，画上眉毛，画上眼线，一路上挺兴奋，整个人鲜活了很多。到了一看，是个非常小的工作室，有三四个应聘者，一看就是高中生或是大学生，满脸写着“我还没毕业”。一个中年男子问，是谁来面试?我指了指我妈。他上下扫了一眼，让我们进房间面试，面试官让我们回去拍几套写真。回来后，我把我的衣服给我妈穿，夏天的港风皮衣，黑色的背带裤，那一瞬间我感觉很奇妙，像她不是我的母亲，而是社会意义上的另一个女人。我们在家楼下的花从草丛里找了半天最佳姿势，被蚊子叮了很多包，拍了好多照片。发过去再也没有什么后文。但我妈没有放弃找工作，又不知从哪儿找到了个复旦附属中学的餐厅后厨岗，成了“食堂阿姨”。每天早上醒来她已经出门，到了晚上，她就开始吐槽，工作真累，上司真凶，她想给学生多加点菜，上司会说少加点，还指责她手脚慢。另一个档口的老板就会过来安慰她说，“你别在意，他刀子嘴豆腐心。” 我爸有点身份包袱，不赞同她去做这个。她来上海后，我爸每天晚上固定时间给她打一通电话，她下班要到九十点，就很容易露馅。露馅了她就有点惶恐，有点纠结，因为我爸算是家里拿主意的人。我就跟她说，我爸又不在，管不了她。我也有私心，想让她感受一下体制外的世界有多么残酷。我和她处在两个上海。一个是年轻的，摩登的，恨不得48小时都在跑步，要么赶着上班，要么赶着开会。我们参加吐槽公司的脱口秀，和年轻人玩剧本杀，走路看百度地图。一个是年老的，底层的，杨浦区本地人浓度低，都是外地来打工的老人，她就看这些老人聊天打牌，回来告诉我又认识了楼上楼下邻居谁谁谁，后来自己也成了一员。我们那个大厦里每一层都有固定的保洁员，有一次我看保洁阿姨在脑后把头发绑成一个球，和我妈好像，她也喜欢把刘海都梳得精光，把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球。我看着阿姨打扫卫生，在想我妈会不会现在也是在食堂做着类似的工作。一个月后，她拿石锅拌饭的铁板，不小心把手烫伤了，就把工作辞了。她第一次写辞职信，从网上找了模版，把名字改成自己的，再让我过了一遍。不久之后，我也经历了另一种残酷——裁员开奖。坐在办公楼里的人齐齐变成了两种模样：一种发了疯似的加班，打字的手一刻也不停；另一种从办公室消失。我没有在名单上，但带我的一个姐姐走了，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公司是一个为了利益而存在的组织。 2022年底，我先得了新冠，我妈照顾我，第二天她也阳了，就轮到我照顾她。这一年过去之后，上海下了一场雪，我妈很兴奋，跑到阳台看挂在树上的一点点小雪花，那是她经历的第一场雪。番茄，sei ang ki，fan ga 我妈对上海最熟悉的就是菜市场。基本上每天都去逛。刚来的时候，会在饭桌上对比这边的菜价跟我们家那边的菜价。她第一次见这么多品种的西红柿，2块5的，4块5的，7块的，12块的，产地不一样。一开始觉得菜价和泉州差不多，过年的时候突然涨了一倍，她就每天感叹买菜钱变贵了，生活费消耗变快了。她把一切都和老家的东西类比: 这里的地瓜干没有老家好吃，这里的街道也没有很繁华！她在老家的小姐妹，不是在收租，就是在带孙子，她原本也在家收租，现在变成租房子的人，和小姐妹打语音，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还是家里好，上海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带她去看开心麻花的话剧，看贰叁叁的脱口秀，想把她拉到我的世界，感受一下年轻的上海。看完路上我问她想法，她还是搬出那一套参照系，“我在老家也能看高甲戏、木偶戏。” 2022年6月初，我研究生毕业，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找到工作。那年也是她退休第一年，在家那边没啥事做。我是独生女，我家就盘算好了要我妈来上海陪我。不算我的，她至少带了三个手提袋，有一个蓝色的可以装下两个我。她拿了一个小推车，用绳子把三个袋子绑在小推车的拉杆上，从泉州运到高铁上，带到了上海，就这样一路推过来。最麻烦的是过地铁，没有自动扶梯，要一趟一趟上下搬。刚来上海，她要先去庙里拜一拜，搬家的时候，也要去庙里拜一拜。有一天她说菩萨给她布置了任务，要在今天晚上几点之前，把什么事情办好，比如说去买一个床单，或者床垫，放在家里的哪个位置。我在网上下单，得两三天才到，她就没完成任务，跟我说，“上海的菩萨不欢迎我”。后来我才知道，来上海之后，她经常睡不着觉，但我睡得死死的，她很多事情都没跟我说。她不太能适应大城市生活的节奏，人生前50年，都呆在泉州四线小县城，不随意请假，不经常出省。我们开车去厦门的路上，会经过她上班的路，她会介绍这条街通往哪里，这条路我年轻的时候走过几百遍，在我记忆里，这是她走过最远的路。后来下岗潮，粮站的工作没了，图书馆的工作是她毛遂自荐的。包括找工作、找对象，她很努力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她是家里的老二，上头有哥哥，下头有妹妹，十六岁就被剥夺了上学的资格，去粮站卖米，工资要上交补贴家用。她和我爸是相亲认识的，她很早就预知到，家庭的资源会倾斜在哥哥身上，要想经济独立，婚姻多多少少是能够帮上忙的。我爸是长子，他以家庭为单位去思考事情，也会比较说教，应酬喝酒完嗓门就比较大，唠叨我作为家中长女要怎么怎么样，我妈就管理家庭小事。我对她的印象，就是中午放学回家，看到她一直在厨房......要么是背对着我们在择菜、切菜、炒菜，要么是吃完以后在洗碗或者收拾餐桌。出门去玩，也是去姐妹家打牌。她的忙，像是一个上了自动发条的NPC，每天定时定点在你看不到的游戏界面背面，按部就班完成各种事项。卫生间永远是干净的，她说“厕所是不是干净，可以判断这个家的女主人平时是不是懒惰”。她不在的时候，家里地板上全是黑色的脚印，床单也落了灰，爸爸都不知道整理。 ●小松和阿敏在上海租的房子。讲述者供图在上海，她也忙这些事，但会更多考虑自己。她喜欢用拼多多布置自己的家，厨房的小风扇，200块的无人机（我把它退了），还会买帐篷、买睡袋，冬天在睡袋里暖和，她还安利我一起睡。她也在重新寻找老家之外的第二种人生，而且是在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就像打新的升级通关。借由菜市场，她认识了好多邻居。刚来第一天，她去菜市场买菜，楼下一堆大爷大妈聊天，她问哪里有菜市场，就有一个安徽奶奶自告奋勇说，我带你去，还告诉她怎么抄近路——实际上指的是小区围墙栏杆少了一角，后来她们每天从栏杆里钻出去，一块儿买菜。安徽奶奶之前在北京呆了十多年，后来又来上海，她住三楼，两个儿子都在上海打工。熟了以后，每天早上9点来我们家敲门，我一般在房间化妆，她们两个就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一个用安徽口音的普通话，一个用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聊今天吃什么菜，聊家庭，聊过去。我是半懂不懂的，她们还能对上话，我妈经常展现出我意想不到的适应力。还有一个江西阿姨住楼上，50多岁做保洁，她和我妈去植物园玩，传授我妈去虹桥火车站的捷径。她在一个夏天搬走了，给我们留了家具。妈妈第一次经历大城市的离别，跟我说这个人可能以后再也不回来了。我们在一年以后搬家，从老破小搬到了二楼就不装防盗网的小区，上海人的浓度大大增加。她开始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学视频剪辑课，看社区的电影，还开始学上海话，每天早读，从菜市场用语学起——玉米泉州话叫yomi，我妈学叫珍珠米；番茄用泉州话叫sei ang ki，现在就要叫fan ga。在这个小区，她交到了一个热心肠的阿姨，性格特别像她老家一位姐姐，那位姐姐得癌症去世了，我妈就在这个阿姨面前大哭。不过，有个70多岁的阿姨想开摩托车带我妈去跳广场舞，我妈就说不想跟她去，她怕跳着跳着，（对方年纪大）就出什么事情了。她社群融入做得比我好，对上海的路线也比我熟悉。我要看着百度地图走，她可以说出坐哪路公交比百度地图还快。今年五一，我爸也来上海，我妈就教他怎么坐地铁。做了一个月的食堂阿姨，她也懂得放黑椒酱了。一个清晨我妈在上海住了一年，之后回到老家经历外婆去世，今年又回到上海。在老家照顾外婆时，她有意无意说，还是上海好。我好奇她对上海的感受，在清晨吃早饭的时候，和她发起了对话。我：来上海的前一天晚上，你是什么感觉？妈妈：害怕，以后要怎么在这个地方过养老生活？像幼儿园入学一样，一切都是零。我从抖音里看，一直跟我讲是魔都、魔都，我就想是不是像魔术一样变换来变换去的，让你追不到。还有说是压力大，很多人都梦想着做一个沪漂，能多往上蹦，但是又没有那个条件。我们老家来上海的都是比较出色，非常成熟，有家庭能力，但是到上海过来了，都变成是打工一族。我：那你又怎么决定来呢？我感觉我当时一个人在上海住着也行。妈妈：我想到了姥姥的一句话，孩子长大了，不要放飞太远了。像我一个同事，他花了几十万把儿子培养到美国去，后面他生病了，儿子都没来看他。他一直想不通培养这么优秀的孩子，选择了这样生活。你爸爸50%也是跟我一样的想法。我也从小到大也没出过一次，离开过家里一次。所以我也有点，嘿嘿，有点想尝试另外一个环境的生活。我：你到上海一年多，现在对上海有归属感吗？妈妈：我觉得也就那样。只要有个房子就是有归属感，一直借房子就没有归属感了。我也观察了周边的生活情况，就觉得上海这20年，哼，没进步。建筑还是有先进的，衣服，我们年轻那一代，特别注重衣着打扮。我那时候穿连衣裙，喇叭裤，还有叫塑形窄脚裤，还有葫芦裤，是专门请设计团队设计出来的，花了高价钱，跟上海比，我觉得是没差多少的。接触的环境，空间太窄了，生活质量也比不上老家。来上海的时候，我没想过会只接触个杨浦的中老年打工人，以为可以交上海朋友。上海人不大喜欢和外地人聊天，他们也不想讲普通话。我按照公众号去了很多景点，像宝山的沪松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安徒生乐园、杨浦公园、黄仙公园、虹口公园，很多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问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和谁来上海的？多久了？借房子还是买房子？现在学上海话也是想跟上海人交流，听懂他们说什么，要不然没话说，憋得难受。我：那你从泉州过来跟我一起生活以后，有发现我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妈妈：我和你从大二以后交流就少了。现在发现你懒了，外卖多吃成习惯了，觉得妈妈的味道不好。一点都不成熟，这个是跟以前的比较。是你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我们不一样，觉得和我沟通不了，和我思想有代沟了。我也想让你学习考试，抓紧时间考公务员。你现在的工作，我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疫情过后马上有那么多人下岗，让我害怕这个工作随时被淘汰掉。我现在觉得给你足够的时间了，你应该继续考试。我：等于说上班两年，你觉得给了足够的时间体验生活，现在还是要回归正轨去考公务员，对吧？妈妈：考编制、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都行，毕竟大城市的高学历竞争太厉害了，这两年看的都是学历。还有最操心的事是赶紧把对象找了。两个形状不同的人一说到考公、相亲这些话题我忍不住想质疑她。我妈到处帮我张罗对象，她怕我错过这个窗口期，老是跟我说这段时间很珍贵。在今日头条上，她看到一个浙江阿姨写一些替儿子找对象的内容，就跟人家成为笔友，收集人家儿子的资料。某个夏天周末，她笑眯眯跟我说这个笔友带她儿子过来相亲。我穿了绿衬衫，黑色工装裤，没有化妆，态度一整个消极。对方是一个1米7，戴眼镜的男生。我们4个人绕着公园外墙走，男生总说自己的学生时代，多么努力，在这个单位认识了多少人。我问他，喜欢看什么电影，他说喜欢看动画片。后面我俩都没互相加微信。我妈也不满意。她还去人民公园给我相亲。有一次我也跟她去，地上摆了一堆纸条，纸条上有条件，我妈一个一个去看。看到一个金融男，我说金融男不行的，刻薄，爱钱，特别算计，容易被坑；她说或者体制内的，家里有几套房，我就说这人肯定是个妈宝。后来她又去了三四次。她自己也会遇到搭讪的。有个男的说她长得很好看，问她老公还在不在，要给她介绍对象。这件事她会跟我爸说，讲起来还有点小得意。她讲上海没有她年轻时候时髦，但她退休之后，变得臭美了，会穿裙子，捯饬发型，还要控制体重——退休后不运动，她胖了10斤。从她身上我又似乎能找到当初自己适应大城市的影子。前两周，我带她去听 LiSA 的演唱会，她舞着应援棒，学着其他人一起应援。和我说晚上回去得喝点酒，不然会激动得睡不着。 ●今年春节在老家看花灯的阿敏。讲述者供图有一天晚上我在厕所里面照镜子，她经过的时候，我就喊她一起来照镜子，她就说不要，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就说，我已经这么老了，你又这么年轻，我嫉妒。我对妈妈的观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一个北欧女性作家写她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母亲经常嫉妒我，嫉妒我有天分，嫉妒我写东西写得好，嫉妒我年轻。”这段论述给我印象很深。还有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想在电影中达成母女想象中的和解，拍着拍着她发现没有办法达成，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两个人开始吵架，就开始互相倾诉。我开始想到，我之前对我妈的视角也比较狭隘，只看到她母亲的一面，忽略她女性的一面，我应该把更多目光聚焦聚焦在她的另外一面。小时候带我是她的责任。她会骑自行车带我去图书馆，我会给她念我写的童话故事。她还操心我的身高，向每一个人询问长高的办法，带我去老中医馆，吃黑乎乎的药丸，还让我学游泳，最后我的身高随了她。十多岁我就一个人睡，后来她还问我要不要一起睡，我说不要不要！在日记里我写：她这么反复问我，其实不是突然良心发现以为我还需要拥抱，只是她自己一个人不习惯罢了。妈妈也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没有人肯给，包括我。去北京上了大学，我离她更远了，忙着参加各种活动，去LGBT的线下交流会也不敢跟爸妈说。大一暑假回家，我的味蕾已经变成了外地的形状，对我妈清水煮一切已经不习惯了。我妈就开始叫我阿北子，外地人的意思。六七年的时间，我成了跟土生土长的她完全不同形状的人。因为太久没有住在一起，反而越来越认清了我们之间的差异。关于考公，关于相亲就是我们最大的磨合。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多像搭伙过日子，有尴尬、生气的时候。每次吃早饭，考公啊结婚啊她都要提一嘴，吵完架直接出门上班。下班回来，她要是气还没消，就会白我一眼，要是气消了，就问我明天吃什么。房间没有客厅，她用帘子隔出了客厅和卧室。她朋友来，我就得拉上帘子，最尴尬的是我和对象打电话，得躲到厕所去——万一她知道我有男朋友，后果就很难控制，得往结婚走了。晚上睡觉，我睡地铺，她就和小时候一样，邀请我一起到床上睡，我还是拒绝，维持微妙的边界感。她经常对我有某种要求，却很少有完全懒散而轻松的相处时刻。我们的关系常常被责任和要求压过。小时候，我是“考学人”，她是担心我在学校表现不好的“母亲”。她床头柜里有我初一到初三每一学期的成绩单，纸张都有了毛边，她会研究我每一次成绩波动，安排我补习数理化。现在，我是“求职人”，她是帮助我社会化的“母亲”。安排我考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正轨。假如我去面试，早上醒过来会发现她萎靡不振，她会说“想到你今天要面试，我就睡不着了。” 去年9月参加外婆的葬礼。有一天晚上我们烧她生前穿过的一些衣服，发现外婆在临终前一两年，买了很多很鲜艳的衣服，很少见她穿，但她会买，把它们收藏在一个挺整洁的地方。我就会意识到，外婆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在葬礼上的四个花圈，来自她的丈夫、儿子、高中同学、儿子工作的单位，讨论她时，我们在说她是妈妈，说她是外婆或者奶奶，我们都是她的亲人。我妈也是这样，只是一个家族里面的个体。如果说我最想回到母女关系的哪一刻，应该是三四年级我们一起午睡的周日中午。有时候会从12点睡到下午4点。有一次，又是一口气睡了四个小时，她醒来的时候看时间，惊呼，“怎么就睡到4点了!” 结果说完没有爬起来，反而在床上赖着。这是她很少见的赖床时刻。想念这个两人一起放空，既没有学业压力，也没有就业压力、生存压力的普通午后。

1987年，已经42岁的宗庆后承包了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的经销部，靠着14万元借款，带着2名退休教师进行了创业，最终创立了“娃哈哈”这一知名品牌。 2024年2月25日，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病逝，享年79岁，宗馥莉作为宗庆后的独女，被外界默认为娃哈哈的接班人。但接班失败。 2024年7月15日，宗庆后去世仅仅5个月之后，42岁的宗馥莉宣布辞去娃哈哈集团副董事长及总经理职务，以后不再参与娃哈哈的经营管理。宗馥莉不是直接空降娃哈哈接班的傻白甜富二代，宗庆后已经扎扎实实把宗馥莉当成接班人培养了足足20年，而宗馥莉也是在富二代中那少数愿意吃苦锻炼的人了，非常听宗庆后的话，就这还是接班失败了。看一看宗馥莉的履历，你就知道宗庆后对这位独女的期望值有多高。 1982年，宗馥莉出生于浙江杭州，在杭州本地完成了基础教育，然后在美国佩珀代因大学获国际商务学士学位。 2004年，22岁的宗馥莉回国，按父亲指示进入娃哈哈集团从生产车间的一线工作做起，逐步熟悉企业的各个环节。 2005年，宗馥莉担任娃哈哈萧山二号基地管委副主任。 4个月后，宗馥莉担任娃哈哈童装与卡倩娜日化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7年，宗庆后把主做食品饮料生产加工的杭州宏胜饮料公司单独剥离出来，交给宗馥莉单独经营，全方位的锻炼宗馥莉独掌一面的能力。随后宗庆后还把娃哈哈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的职位交给了宗馥莉，而且娃哈哈的多个高层位置宗馥莉均有进行涉足尝试。从这一天算起，实际上宗馥莉已经在娃哈哈锻炼了足足17年，而且是在高层的位置上进行的锻炼。 17年的时间里宗馥莉独自进行了多项投资决策和经营决策，该踩的坑也踩了，该积累的经验也积累了。要是从04年算起，宗馥莉已经在娃哈哈锻炼了足足20年。 2015年全球知名财富公司Wealth-X公布的一份榜单中，宗馥莉以30亿加元身家居亚洲十大年轻富豪第三名。 2017年福布斯发布的最杰出商界女性排行榜中，宗馥莉排13位。宗庆后曾在访谈节目中谈起宗馥莉，说娃哈哈有1/3的企业由宗馥莉管理，对宗馥莉在娃哈哈集团的表现可以打90分。而在2021年12月，娃哈哈集团还官宣宗馥莉出任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负责掌管娃哈哈集团的一切事务，创始人宗庆后退居幕后，再扶女儿最后一把。可以说宗庆后能做的都做了，这种程度的培养和扶持已经达到了宗庆后能做到的极限，而在目前中国所有的富二代里，愿意配合并完成这种程度接班历练的也是寥寥无几。但最终宗庆后仅仅离世5个月，宗馥莉就自行辞去了娃哈哈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职位，退出了娃哈哈集团的管理工作。宗馥莉不是被人开启股东大会强行赶走的，而是自行辞职，而宗庆后对独女的期望人人皆知，这说明宗馥莉已经被人挤兑到心灵崩溃了，不崩溃到一定地步不可能放弃父亲的期望以及自己20年的努力。其原因在宗馥莉自己的辞职通告上写的很清楚，部分股东对其的管理工作提出质疑。这里要科普一个误区，很多人以为娃哈哈是宗庆后创立的，所以娃哈哈就是宗家的，宗庆后去世后娃哈哈归属于宗馥莉天经地义。但实际上不是的，当年为了迅速发展获取资金，娃哈哈在1996年引入了法国达能集团，以51%的股权换取达能的注资。后来为了抗衡达能的控制，娃哈哈进行了一系列的资本运作，最终和达能和解，以30亿元的代价换取达能退出。多年博弈最终形成的股权结构，是杭州国资占股46%，宗庆后占股29.4%，娃哈哈职工集体占股24.6%。所以娃哈哈不是宗家的，宗家的总股份才不到30%，其余是国资和职工集体的。因为宗庆后是创始人，所以在宗庆后活着的时候这个股权结构没有问题，国资不会轻易变更创始人，而职工占股其实都听宗庆后的，合起来也占了54%，具备控制权。但宗庆后去世后，那情况就不一样了。虽然宗馥莉已经在娃哈哈锻炼了20年，但并没有做出显著的成绩，威望远不足以强行压服公司元老，当宗庆后不在之后，股权问题就成了宗馥莉接班娃哈哈的最大障碍。如果宗馥莉能获得职工集体占股的支持，那也可以实现对娃哈哈的绝对控制，但问题的关键是职工集体占股算谁的，是职工集体投票，是高管集体投票，还是只听宗馥莉一个人的？ 54%的股份只超越了50%一点点，只要有一部分职工或者高管不听话，提出自己可以代表部分股权投反对票，那宗馥莉就不具备绝对控股权。正常来说如果管理手段高超，御下能力极强，这也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甚至并不算困难，毕竟总经理的位置已经属于宗馥莉了，权柄已经在手，身上还有很大的股权以及法统大义，通过拉拢分化逐个击破，手下不可能有高管能抗衡宗馥莉，通过交换部分利益换取大部分高管的支持，对手段高超的管理者来说属于基本操作。但宗馥莉的玩法是强硬开除所有不听话的高管，甚至只是感觉不听话的高管，以树立自己的无上权威。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上台之后这么搞也不是不行，但这种手段在政治领域过于粗糙了，如果有绝对控股权那也没事，但娃哈哈并不是宗家的私产，如果选择乾纲独断，当其他人以股权比例问题说事的时候，宗馥莉就会很被动。就因为这个股权比例问题，宗庆后在世的时候从来不开除45岁以上员工，把这些公司元老养在公司或许会降低一定效益，但对于保持宗庆后对娃哈哈的控制来说至关重要。这些公司元老连宗庆后都不敢开除，但宗庆后离世后，宗馥莉咔咔咔一通削，把整个娃哈哈集团的中高层给进行了“频繁更换”。或许从提升公司效益来说可能确实有帮助，但娃哈哈的股权结构有问题啊，宗家并没有绝对控股权。你既然这样搞，那高管元老们为了自保，就不得不拿股权说事了。新闻说在宗馥莉宣布辞职的一个月前一直在和公司高层谈股权，这个股权问题肯定不是宗馥莉继承的股权该多少，而是指以宗馥莉手中的股权没有对娃哈哈的绝对控制权，职工集体占股的收益权归职工是没有疑问的，但投票权是按收益权的比例分属于高管和职工，还是归宗馥莉个人，那这个质疑就很大了。宗庆后在的时候，职工集体占股的投票权是宗庆后代理的，其他高管元老没有疑问，但宗馥莉上台后还想按以前的规矩来，自己继承宗庆后对职工集体占股的“代理权”，那高管元老就不乐意了。杭州上城区国资委还收到了举报信，说宗馥莉侵吞娃哈哈巨额国有资产。举报信我看了，里面的重点是举报人的身份，写的是前员工，对宗馥莉咬牙切齿，对宗庆后的称呼是老宗总，举报理由也明确写在了第一段，就是因为宗馥莉短时间内大规模替换娃哈哈的中高层。很明显举报人就是娃哈哈的某个前中高层，因为被宗馥莉赶走所以写举报信报复。我很不能理解宗馥莉的这种行为，因为宗馥莉是2021年12月份就全权掌管了娃哈哈，那个时候宗庆后还活着。如果宗馥莉真觉得这些元老高管必须被开除，那就应该在宗庆后还活着的时候开除，借老爷子的威望来压服反对声音。宗馥莉确实这么做了，但元老高管找宗庆后诉苦后，宗庆后制止了这种行为。足足2年的时间里，因为宗庆后的制止，宗馥莉没能按自己的意思开除娃哈哈的中高层，而娃哈哈的股权所带来的利害关系我相信宗庆后也一定给宗馥莉反复说过了。为何在宗庆后去世后，宗馥莉反而觉得自己能把这些高管元老给顺利开除呢？难道觉得老爷子迂腐，过于重视往日情义，做出的决定不够理性？作为二代，这么质疑创一代的决策，出问题的概率是很大的。结果真的出问题了，而在出问题后，面对高管元老的反扑，宗馥莉居然扛不住压力心灵崩溃，自己主动辞职了。即便双方已经闹到不可开交，事情也不是无法解决的，忍一下，让一步，学会利益交换和忍辱负重，先保证短期稳定，以后再慢慢解决问题。这个过程肯定要受点委屈，乾纲独断说一不二的目标也不可能实现了，但事实上就算宗庆后在世的时候也没能做到乾纲独断说一不二，看起来说什么整个集团都听，那是因为所有的命令都是宗庆后斟酌后才发出去的，任何有利益冲突的地方都会提前进行沟通交流并解决。听起来整个流程好像很复杂，但对于任何创一代来说这都是基本操作，甚至创一代遇到的很多问题都要比这个难解决的多。做生意，想不受委屈，想事事如自己心意，这怎么可能嘛。中国哪个老板能做到说一不二？面对大客户和工商消防甚至核心员工等等，你说一不二试试看？这次娃哈哈闹出巨变，很显然宗馥莉占主责，就算是高管元老不服宗馥莉导致的冲突，那也是宗馥莉主责。因为权责一体，拿了权力就要背负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宗馥莉独自掌管娃哈哈的权力，那就要背负娃哈哈的一切责任，闹出所有乱子都是宗馥莉主责，不问缘由，这一点和地方主官需要对地方上一切事故负责是一样的。虽然宗馥莉已经在娃哈哈历练了20年，但在宗庆后的保护下，还是没有学会妥协和忍让，我估计她这20年没有遇到过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委屈。在宗庆后去世后，宗馥莉不顾历史遗留下的背景事实，对利益关系不做梳理和安抚的情况下大规模更换娃哈哈的中高层，激发高管的反抗和抵制，然后在这区区压力下，居然自行选择退缩和放弃，把娃哈哈的管理权直接扔了不要，过于的儿戏和不负责任。对普通人来说这种压力可能很大，但对于娃哈哈的掌门人来说，这真的应该只是“区区压力”，而且并不是无法调和解决。国资委那些空降到各大国企的领导，持有股权是零，仅凭着上级授予的职位就能把国企里面的那些老油条都给盘顺了。这些国企的空降领导不仅没有股权，没有在国企里的老班底，甚至连凭个人喜恶开除一个员工的权力都没有，难道这些东西都不给，国资委就无法安排人来接管名下国企了？就算宗馥莉真觉得娃哈哈集团内有些高管元老需要开除，那也不能如此急躁，俗话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娃哈哈好歹是个大集团，宗馥莉也并没有完全顺利接班，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的更换中高层，属实不成熟。在父亲去世后先安抚众人稳住局面，在自己顺利接班渡过混乱期后再徐徐图之，最终实现自己的宏图伟业，这才是成熟的做法。受点委屈，学会妥协，这是所有创一代的必修课，但看起来宗馥莉缺了这一课，不愿委屈也不愿妥协。正式宣布辞去娃哈哈总经理职位的那一刻，宗馥莉就在事实上失去了在娃哈哈的权柄，也许她只是赌气哭闹，内心还是想管理娃哈哈的，但宗庆后已经不在了，这种赌气哭闹式的辞呈是不会有人来安抚的，基层员工在这种赌气辞呈中能看到的只有宗馥莉的不成熟，而中高层能看到的只有机会，果断出手拼抢娃哈哈管理权的机会。把宗馥莉哄回来继续管理娃哈哈这个选项，不在这些人的考虑范围之内，这种事只有老父亲宗庆后会做，但宗庆后已经不在了。所以宗馥莉回不到娃哈哈了，管理权一旦被她扔掉那就真的没了，在位时都拿不稳管理权，退位后就更不可能。只是可惜了宗庆后的期望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