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新闻

2000年前后，大多伦多地区（GTA）快速发展，无数新移民怀揣梦想来到这里。当时，《Toronto Star》的“Beyond 200”系列报道记录了他们初来乍到的期待与挑战。如今，25年过去，这些移民的故事有了怎样的续集？加拿大，是否真的如他们所愿，成为了“机会之国”？   最近，《Toronto Star》回访了当年的主角，也采访了新一代移民。他们的经历，或许能给你一些启发。   1. 土耳其工程师：放弃专业，却成就了下一代 移民28年（1997年抵达）   Ihsan Kayili在土耳其是一名拥有欧洲工程硕士学位的专业人士。一次偶然陪朋友去加拿大大使馆，他顺手拿了一份移民申请表。   “我说我是工程师，工作人员立刻把表格给了我。可排在我后面的是个学法律的，对方直接说：‘我们不需要你，我们需要工程师。’”Kayili回忆道。   这句话给了他信心。1997年，他不顾家人反对，带着妻儿来到多伦多。  然而，现实很快给他泼了冷水。加拿大的工程师执照申请流程极其繁琐，他最终选择放弃，转行做技术员。政府提供的就业培训帮他优化了简历，却没能帮他找到对口工作。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在商场卖珠宝。   “我妻子问我：‘你在家乡是部门主管，我们为什么要来加拿大？’”Kayili苦笑道，“连我的土耳其朋友都嘲笑我。”   40多岁时，他决定重返校园，攻读计算机编程。但毕业时恰逢IT行业低迷，最终，他在教授的推荐下成为了一名补习老师，并和妻子一起创办了补习机构。   虽然对放弃工程专业仍有遗憾，但他更骄傲的是儿子的成就——如今，他的儿子已是多伦多大学的电气工程博士，在渥太华拥有稳定工作。   “或许我的职业梦想没能实现，但我的孩子在这里找到了更好的未来。”   2. 以色列兽医：被偷走的十年 移民25年（1990年抵达） Joseph Martinez在以色列长大，在意大利取得兽医学位，还娶了一位澳大利亚歌剧演唱家。为了妻子的职业发展，他们决定移民，而加拿大是第一个向他们敞开大门的国家。   米兰的加拿大移民官信誓旦旦地告诉他：“以你的资历，在这里当兽医很容易。”   1990年，年近40的他带着希望来到加拿大，却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外国兽医在加拿大几乎无路可走。考试费用高昂、缺乏支持、制度歧视……他一度只能在农场做清洁工，勉强糊口。   “他们根本没告诉我，在这里拿执照有多难。”Martinez愤懑地说。   最终，他花了近10年时间，通过游说政客、组织同行抗议，才艰难考取执照。如今，他在BC省拥有自己的诊所，但那段挣扎的岁月，他称之为“被偷走的十年”。   “加拿大从其他国家挖走专业人才，却让他们在这里开出租车。”   3. 菲律宾律师：从苦力到司法精英  移民43年（1982年抵达）   Ramon Andal曾是菲律宾的执业律师，但1982年移民温哥华后，他的学历一文不值。为了生存，他只能做苦力。   某天，电视里播放着菲律宾政权更迭的新闻，他忽然决定重拾律师梦。在父亲的资助下，他进入西安大略大学法学院，并立下五个目标：  1. 出版法律著作   2. 服务移民社区   3. 成为出庭律师   4. 教授法律   5. 进入加拿大司法系统   毕业后，一家律所原本要面试他，却在收到他的照片后取消了机会。后来他才知道，对方认为他“不符合形象”。   在导师帮助下，他最终成为一名保险律师。如今，他的五个目标全部实现。   “只有在加拿大，我才能完成这一切。”   4. 印度高管：牺牲事业，换来孩子的未来  移民33年（1992年抵达）   Raja Ramanathan在印度是人力资源高管，妻子是会计师，一家人在巴林生活优渥。但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后，他们决定移民加拿大。   朋友警告他：“没有‘加拿大经验’，你们很难找到好工作。”但他们还是来了。   起初，他只能帮领救济金的人找工作。直到2000年，他才重返企业界。如今，他的儿女都毕业于名校，从事投行工作。   “在印度，我或许事业更成功，但人生不止事业。我的孩子在这里过得很好，这就够了。”   5. 新一代移民：机会与挑战并存   - 印度新移民Shiva（2018年抵达）：   毕业后在多伦多找不到工作，最终搬到大西洋省份，如今已买房定居，但仍感觉“像个外星人”。   - 越南校长Anton（2017年抵达）：     为了孩子教育移民，曾送外卖、做清洁工，最终在私立学校找到工作，成为永久居民。   - 墨西哥技术人才Ariel（2020年抵达）：     热爱加拿大的安全与多元，但对买房不抱希望：“这里的生活成本比墨西哥城还高。” 加拿大，兑现承诺了吗？  25年过去，有人实现理想，有人被迫转行，有人仍在挣扎。   加拿大是否真的是“机会之国”？答案或许因人而异。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片土地给了许多人重新定义人生的可能——即便过程充满艰辛。   “移民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   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一次跑步后突发的心脏骤停，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但一群陌生人的善举，却成为了他生命中最温暖的记忆。 39岁渥太华居民Tommy Chan只记得他在5月20日星期二跑了五公里，但却完全不记得那天发生的一切——几天后，他在渥太华大学心脏病研究所醒来时，头脑一片模糊，据说是跑步后突发心脏病所致。 “我连我甚至不记得跑步前的按摩治疗和去上课的事，”Chan说，“我对那天以及接下来的四天里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生命中的这段“失忆”，让他对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充满了好奇与不解。 图源：Google 科技拼凑记忆空白 Chan开始像侦探一样试图拼找回缺失的记忆。 通过跑步应用Strava，他得知自己当晚7:50左右在Bronson和Carling附近跑完了5公里。Garmin智能手表则记录了他那天的心率数据。 心率图上，晚间跑步时有一个明显的峰值，然而，这个峰值之后，数据突然消失，图表一片空白。这戛然而止的曲线，正是他心脏骤停的无声证明。 Chan猜测，他可能是在回家路上心脏骤停。救护人员表示，他们在晚上8:50左右赶到Carling和Champagne附近，发现一名成年男子心脏骤停。 渥太华消防局也赶到现场，并使用除颤仪进行电击，急救团队最终让他的心跳恢复正常。但在这之前，有路过的陌生人在急救服务调度员的电话指导下，第一时间进行了心肺复苏（CPR）。 然而，科技能告诉Chan时间、地点、甚至身体数据，却无法告诉他：是谁，在那一刻伸出了援手？ “你救了我的命吗？” 为了找到这些好心人，Chan在网上发布了一个帖子，标题十分直白：“你救了我的命吗？”。 他说：“如果我是那个好心人，我应该很想知道自己救下的那个人现在好不好。” 这个帖子，引出了他生命中的一位重要恩人——护士Tawnya Shimizu。 那天，Shimizu正和女儿一起，看到车旁有一阵骚动。当时已经有不少人围在失去意识倒地的Chan身边。 “我能听到911接线员在电话里指导CPR并数着时间，”她说，“我女儿立刻对我说：‘妈妈，你是护士，你得去帮忙！’” Tawnya Shimizu “我们一直放心不下” Shimizu当众表明身份后，接手CPR施救，直到急救人员抵达。她说，那一刻她切换到了“工作模式”。 直到救护车把Chan送走，她心中也留下了一个谜团：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我们一直放心不下，想知道他是否活了下来，”她说。 现在，Chan和Tawnya一家终于通过网络联系上了，他们还计划在本周末见面。Chan还在CBC广播电台节目中，现场向Tawnya表达他的感谢。 “最深的谢意，”Chan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你正好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出现。我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 “你太客气了，”Shimizu回应道，“那天帮助你的人，都是出于一种人性的本能。” 这世界，总有人默默伸出手。请为那些“出手的陌生人”点个赞！

阿尔伯塔省政府表示，免疫功能正常或未参加社会福利项目的居民很快将需要付费接种COVID-19疫苗。 政府表示，自从各省开始承担采购疫苗的责任以来，政府希望减少浪费。 报告称，在 2023-24 年呼吸道病毒季节，估计有100万剂 COVID-19 疫苗未被使用，占阿尔伯塔省疫苗供应量的一半多一点。 据称这意味着价值1.35亿美元的疫苗被浪费了。 政府表示，尚未确定阿尔伯塔省居民需支付多少费用，但预计每剂疫苗的采购成本为110元。 该省表示，已为秋季订购了近50万支疫苗，预计 4900万元的费用中，部分费用将由纳税人支付。 据称，阿尔伯塔省居民可以从 8 月开始“表明接种疫苗的意向”，10 月即可开始预约。 新民主党卫生评论员萨拉霍夫曼表示，该省采取了错误的做法。 霍夫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UCP 政府给那些想要保护自己和亲人的健康、不感染新冠病毒的阿尔伯塔省人施加进一步的经济负担，这是残忍的。”  “这是危险的、冷酷的、反科学的、危害公众健康的。”阿尔伯塔大学传染病专家Lynora Saxinger博士表示，这一决定给该省最脆弱的人群带来了特别大的压力，其中包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儿童和孕妇。 她说：“这仍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医疗保健问题……因为仍然有很多人很容易生病，病情严重，需要住院治疗。” 萨克辛格表示，新计划仍未明确高危人群的免疫接种方式。 她指出，由于疫情后出现了多种新冠毒株，很难预测病毒每年的传播情况。这意味着未来可能会给阿尔伯塔省居民带来风险。 萨克辛格说：“真正完善的疫苗接种计划不仅可以保护个人，还可以保护医疗保健系统。” “我非常担心，考虑到很大一部分高风险人群必须自掏腰包……这可能会对医疗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尼古拉斯·詹沃 (Nicholas Janveau) 在给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各省和地区最终负责确定其免疫计划的各个方面。 他说，虽然联邦国家免疫咨询委员会可以就省级公共资助的疫苗计划提出建议，但这些建议仅供参考。“省和地区政府会考虑 NACI 的建议，但会根据其独特情况（例如流行病学）确定其疫苗接种计划和政策（例如，哪些疫苗由公共资助，哪些疫苗由个人支付，接种时间表，疫苗接种资格等）。” 省长丹妮尔·史密斯周六在她的热线广播节目中谈到了这项计划。她告诉主持人韦恩·尼尔森，通过仅在公共卫生中心提供疫苗，政府可以通过协商将疫苗价格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  她说：“我们希望避免浪费，我们希望确保最危险的人优先获得疫苗，然后再提供给其他需要的人。”

下周二是加拿大国庆日（Canada Day），一些公司老板“无需思考”放多一天带薪假，下星期一也不用上班，让员工连放四天假，尽情庆祝Canada Day。 那些周一到周五都上班，又渴望在加拿大国庆节享受长周末的人，可能不得不费一番周折来应对这个不合时宜的假期。 今年Canada Day恰逢周二，这迫使许多人不得不在两个休息日之间选择一个奇怪的周一来工作，除非他们另外请多一天假期来摆脱这种不规律的安排。 一些初创公司表示，他们决定取消周一的工作，给员工一天带薪休假，以缓解周中工作时间的不规律，创造一个4天长周末。 Klarify 创始人 Moody Abdul 表示，这在纸面上可能行不通，但他表示，他相信员工的幸福感是优先考虑的。 “这是一种‘如果我照顾你，你也会照顾我们’的心态，”Abdul 说。 Abdul 的公司为治疗师提供人工智能驱动的笔记和管理工具，他表示，将加拿大国庆节假期与前一个周末联系起来只是表达对员工感激的一种方式。 数字健康平台 Sprout Family 的联合创始人苏西·梅森（Suze Mason）表示，她的五名员工周一放假，她预计此举不会对公司运营造成太大影响。 Sprout Family 通过工作场所福利计划帮助协调生育护理。她说，该公司的许多客户，包括一些大型加拿大机构，都计划将周一视为假期。 梅森说：“让我们的员工休息一天、恢复精力，同时又不会对业务造成太大的直接影响，这感觉上是一个正确的商业决策。” 梅森表示，将假期延长至与 Sprout Family 合作公司的假期同步，也能让员工更容易地放松身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错过任何重要的事情。 “有时候，当你休假的时候，公司在没有你的情况下飞速发展，你会感到压力很大，”她说。 当然，并非所有雇主都能提供这样的便利，轮班时间较少的全职员工下周将不得不选择休假一天，或者干脆接受不规律的工作时间安排。 多伦多Sunnybrook医院的研究助理阿尼·西迪克（Morad Affifi）表示，为了抢在有同样想法的同事之前，他提前很久就申请了周一的休假。 “我不得不申请周一休假，但我提前一两个月就计划好了，”他说。 莫拉德·阿菲菲（Morad Affifi）说，虽然他计划的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大部分都在周末举行，但他也动用了假期储备，以避免周一加班。 不过，如国公司放带薪假对于员工就更好了 IRegained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Vineet Johnson 表示，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在休假期间弥补尴尬的空缺。 Johnson 的公司开发神经康复设备，他说，去年 12 月，节礼日恰逢周四，如果不这样，人们就只能在周末前回去工作一天，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这是一个简单的激励措施，一个无需思考的激励措施，”Johnson 说。

随着加拿大国庆日（7月1日）临近，今年的这一天对手机用户来说还有一层特别的意义——这是加拿大本土首次手机通话的40周年纪念。 1985年，人们聚集在多伦多市政厅外的内森·菲利普斯广场，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刻：时任多伦多市长阿特·埃格尔顿（Art Eggleton）用一部重达10磅的手机，打电话给蒙特利尔市长让·德拉波（Jean Drapeau）。 “当时那手机特别大，差不多和车里的那种电话一样大，”埃格尔顿回忆道，“我们在庆祝国庆，而这次通话象征了通信科技的发展，大家都觉得很新奇，我能在现场打通给蒙特利尔市长的电话。” 这通电话是通过 Cantel 网络完成的，该网络由罗杰斯通信（Rogers Communications）参与建立。当年，这张网络每天仅处理约100通电话。而如今，罗杰斯的无线网络每天在全国范围内要处理约1亿通电话。 那时的手机通常体积庞大，要么背着走，要么直接装进车里。 多伦多居民、从事电工工作的杰夫·霍罗迪斯基（Jeff Horodyski）在那通历史性电话不到一周后，就办了自己的手机账户。他说，手机改变了他的工作方式。 “以前我们用的是BP机，一旦收到消息就得跑去找投币电话，经常打不通，还得来回跑，”他说。“但我们需要及时和客户、供应商，甚至电气检查员联系，没时间这样浪费。” 不过，手机也不便宜。 “我的第一部手机花了4800加元，还是分期付款的。那时真的很贵，但它很快就帮我省下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算是值得了。” 他的第一部手机是 Novatel 牌，安装在车座下，只有话筒和拨号盘露在外。他说：“这手机有三瓦的功率，信号很强，很可靠。” 他还记得，买到手机后打的第一个电话是给他的妻子莉兹，她当时在做手机销售。 “她特别兴奋，每天我们都会通话。” 这些年来，霍罗迪斯基一直跟着技术进步换新机。采访后他展示了自己收藏的老设备，包括 PalmPilot、诺基亚和黑莓手机。如今，他甚至可以通过智能手表接听电话。 “这让我想起了卡通里的狄克·崔西，”他说。 至于埃格尔顿，他直到担任联邦国防部长时才开始真正使用手机，那时正值黑莓手机流行。他回忆说，在国会质询时，他会通过手机发消息向团队询问资料。 “有时候现场被问到问题，你一时回答不上，就赶紧发消息问办公室‘这是什么情况？’ 黑莓当时对我帮助很大。” 他笑着说：“当市长那会儿，这些功能可都做不到，那时候手机又大又重，根本放不进口袋。” 回顾手机发展这40年，埃格尔顿感慨道：“现在的智能手机功能太多了，我也搞不清楚，但它确实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技术进步太神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