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新闻

当美国国会议员们还在为是否延长COVID-19紧急救助法案(又称《CARES》法案)期限而争论不休时，已经有美国公民陷入食不果腹、无家可归，连电费都交不起的窘境。 对于疫情中许多失业的美国家庭而言，《CARES》法案所提供的每周600美元失业救济金，就是他们的救命稻草。然而就在上周五，美国政府宣布自4月份以来实施的《CARES》经济援助计划于7月底到期后，将不再延续，也就说美国政府从8月开始，不再向人们发放每周6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 “每周600美元的额外失业保险，对您和您的家人意味着什么?”参与过今年总统竞选的美国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曾在上周的一条推特中如此写道。 评论区下方点赞、转发最多的两条回复是：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必为账单和餐桌上的食物而焦虑，同时保护自己免受病毒的威胁。我们需要这笔钱来生存。”; “这意味着那些失业家庭可以获得帮助。他们可以不必考虑卖掉自己的车或搬到一个小地方去。这也意味着我不必因为没有收入继续付钱给别人而在晚上哭泣。” 这些答案听起来令人心酸，但现实的确如此。对于大多数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而言，疫情期间每周几百美元的紧急救助金，就是他们现阶段的生存保障。 可如今随着美国CEARS法案到期，加拿大CERB紧急救济也即将在9月停发，疫情中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将会陷入怎样的境地?他们对于即将失去这份额外收入，又是如何看待的? 特朗普签署CEARS法案 一、“收到这笔钱，意味着我可以养活我的孩子” 对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一名24岁斯派克(Spike)居民来说，相比他以前打工每月赚取的800美元，他每周因失业而得到的600美元会让他觉得“我很重要”。 有了额外的失业救济金和一次性1200美元刺激性支票，Spike充裕的储蓄账户让他感到安心，他说，“这减轻了我需要定期支付医疗服务费的焦虑。” 这600美元可以让他为即将到来的收入下降做准备。Spike说，现在他有足够的资金储备诸如猫粮、狗粮、纸制品和清洁用品等必需品。除此之外，他还在当地的旧货店采购了居家办公所需的物品，以便可以继续进行在线工作培训，并准备参加医学院入学考试(MCAT)。 除了满足日常需求外，Spike眼下还有个重要任务是购买一辆二手车，可以方便他在周围的城镇中找到更多的工作。他说：“有了新的临时赚钱能力，我就能够保持稳定的财务状况，并能够为经济做出更多贡献。” 事实上，即使对于那些在大流行期间仍然在工作的人来说，每周600美元的额外收入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工作时间严重减少的人，例如在纽约市工作的30岁的零售店经理坦吉拉(Tanjila)。 大流行刚爆发那会儿，城市关闭、经济停摆，Tanjila因此暂时失业。在失业的那段时间里，她虽然每周能从纽约州获得182美元，但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现在，她的大部分同事仍处于失业状态，而她终于有机会重返岗位，可这并不意味着她的收入能回到正常水平。 Tanjila说，即使有工作，工作时间也大大减少了。“每周只工作两天，工作时长加起来也就10个小时。我的收入远远少于全职工作”，可有了每周600美元的额外收入再加上州政府发放的失业救济金，至少短时间内Tanjila不必为找不到全职工作养活自己而担忧了。 在加拿大，自从4月份CERB计划启动以来，联邦政府每周为居民提供500加元的经济救助金，针对因COVID-19而失业的人每月提供2000加元的失业补助。这对于许多深受疫情困扰的加国人民而言，同样可能是一笔“救命钱”。 安大略省伦敦市的诺拉·吉本斯(Norah Gibbons)之前在一家非营利性剧院工作，因为大流行她被解雇了。她说，“收到这笔钱意味着我可以养活我的孩子，支付我的账单，在家中保持安全，而不必半夜醒来，担心如何支付家里的账单。” 住在安大略省金斯顿市的阿普里·杰弗里(April Jeffrey)情况更加糟糕。她在给CTV News的采访回信中表示，她一生中经历了许多艰辛，包括七年前失去丈夫，现在还要照顾一个患有1型糖尿病的孩子。如今她还被汽车公司解雇失去了收入。“我会告诉你，下岗那天我回到家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Jeffrey说。 她没有获得EI的资格，因为她没有足够的工作时间。好在有CERB救济金可以让她支付房租，她还可以用育儿津贴来支付食品杂货和医疗保健费用。“政府如此之快的行动，这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Jeffrey在邮件中如此称赞联邦政府和安大略省政府的救助行为。 二、没有失业救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陷入生存危机 政府的紧急经济救助计划，无疑在关键时刻解了大多数人的燃眉之急，让他们不必为生存而焦虑，但权宜之计并非长久之计。 随着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政府需要人们回到工作岗位为恢复经济注入活力，可对于仍处在疫情风暴中心的美国人而言，眼下他们有一个更重要的难题要解决——那就是如何面对失去救济金后的生存危机。 前不久美国人口普查局(U.S.Census Bureau)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佛罗里达人表示，自大流行爆发以来，他们已经拖欠了一笔租金或抵押贷款。没有每周600美元的经济补助，他们可能还会拖欠下一笔。 《CARES法》中的措施将失业救济扩大到了以前没有资格获得援助的人，包括自雇人员、自由职业者和零工工人，例如纽约加迪纳的马克·鲁斯特。 3月中旬，这位64岁的音乐家失去了未来几个月的收入。因为他为大学、小学、图书馆、展览会和音乐节提供的音乐活动被一一取消了。 根据《CARES》法案，他每周总共收到905美元的失业救济金，但一旦每周额外的600美元在8月份结束，他的收入将下降近三分之二。 鲁斯特说：“每周额外的600美元对我们家庭的财政状况至关重要，因为我妻子的收入减少了大约50%，而且今年秋天我们还有两个孩子要上大学。”尽管他在新冠大流行初期就申请了福利，可直到6月他才收到纽约州政府办公室的付款。现在他们又要陷入财务危机了。 鲁斯特说“在某种程度上，我很高兴现在才得到所有的帮助，但坦率地说，我也在为秋天可能到来的破产做准备。”如果到2020年12月情况没有好转，他准备动用储蓄和退休账户来维持收支平衡。 正如鲁斯特所描述的情况，并非每个符合失业资格的人都成功申请并获得了援助。根据世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安德鲁·斯特特纳(Andrew Stettner)收集的数据，截至5月底，全国范围内仅支付了57%的救助金，即3300万中的1880万。 现年54岁的杰西卡·康罗伊(Jessica Conroy)是旧金山的一名自由摄影师，他和丈夫都是自由职业者。他们早在今年4月申请大流行性失业援助，如今三个月过去，她还没有得到加州就业发展部的任何帮助。现在他们只能依靠食品银行和食物券来维持生计，用信用卡来支付税收和保险费用。 而且Conroys原本计划使用未来的失业救济金，来支付每月2700美元的房租，可如今这一计划也泡汤了。更糟心的是，疫情对患有乳腺癌史的Conroy构成了严重的健康威胁。 Conroys说：“由于我们是高风险人士，所以我们更加期望得到政府的援助”，这笔钱“肯定不会使我们变得懒惰。它使我们从担忧中解脱出来，有足够的时间找到新的工作。但如果继续失业的话，我们可能将不得不离开美国。” 三、不能失去600美元的美国人和不愿领取救助金的加拿大人 1、美国：未来会有一大批人因为付不起房租而被扫地出门 和Conroys一样，希望政府延期每周600美元失业救济金的美国人不在少数。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对MSNBC的一次采访中解释了，为什么人们需要继续领取每周600失业救济金。 他说：“今天，我们正处于一种绝望的境地，这是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至少自1930年以来没有” ，“我们正在看到的是数以千万计的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健康保险，人们的橱柜里没有食物，数以百万计的人正面临被驱逐。” 由于《CARES》法案为人们提供的不仅有生活所需资金支持，还包含了一条关于租房的临时禁令，即自该法案实施之日起，120天内房东不得驱逐付不起房租的租客。如果接下来人们无法继续获得6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则意味着未来可能会有一大批人因为付不起房租而被房东扫地出门。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截至7月中旬，大约有3000万美国人正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根据人口普查局进行的每周调查，许多失业的人在用600美元的交纳房租和购买足够的食物之前，都遇到了麻烦。 另外对某些人而言，美国的疫情现状迫使他们无法安心重返工作岗位，赚取生活费。尤其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他们不得不考虑健康风险，考虑工作场所是否安全，外面的病毒是否会被他们带回家危及老人和孩子。如果家长们都出去工作，谁来承担育儿责任? 即便不考虑以上因素，现在大家都出门去找工作，也不意味着能立即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 7月30日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大流行期间的美国职位空缺减少了64%，而职位申请仅减少了21%。结果是，在经济低迷时期，每份工作的申请数量增加了，这意味着企业拥有大量可供选择的工人，这是一种“求职竞赛”。 所以综合疫情带来的工作风险，再加上职位竞争激烈，要想在短时间内不依靠政府的经济救助，自力更生填饱肚子的工作，对于大部分美国人而言都是不小的挑战。 2、福利金也要全额征税的 相比之下，疫情已进入可控状态，各省正陆续开放经济的加拿大，人们的生存压力则相对小一些。而且在加拿大，有接近一半的居民希望政府停止“撒钱”。 Maru / Blue Public Opinion7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全国范围内，有48%的加拿大人认为政府需要考虑结束CERB计划，而52%的人反对停止该计划。另外有接近三分之二(63%)的人表示赞同联邦政府在大流行期间对加拿大人实施经济救助，但近四分之三(7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国家财政赤字和债务将如何影响他们的税收而“深感担忧”。 显然，在加拿大疫情形势不断向好的情况下，“懂事”的加国人民不想再接受政府救济，一方面是因为各省经济逐步恢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逐步步入正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CERB紧急福利金是全额征税的，而且税率高低取决于领取人士今年的总收入。人们眼下领取的福利金越多，到了明年春天支付的税金就越多。(因为福利金征税既包含了联邦税，也包含了省税) 正如破产信托机构Michalos&Associates的债务减免专家Doug Hoyes在媒体采访中所说的，对很多CERB申领者来说，“明年报税当他们看到欠款的数字时，会感到震惊。更糟糕的状况是，很多人原本还能指望$1000元的退税增加收入，但是申请CERB后，不仅得不到退税，还有可能会欠下$1400元甚至更多的税款。”  

五年前，一名来自列治文山市的女子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酒驾后，撞死了一名骑行的华人男子。但在这之后，该女子并没有吸取教训，五年内她三次醉酒开车被抓，最近她又因为喝醉后在高速公路上胡乱开车被捕。 Darya Selinevich（取自脸书） 27岁的Darya Selinevich今年6月在Barrie市以南的Hwy 400路段被警方拦下。她的酒测结果是法定限额的两倍。当时她的车里有12瓶空的啤酒罐，车上还有另外两名乘客。 曾酒驾酿成惨烈车祸 三年前，Selinevich因在2015年6月11日酒驾撞死了华人男子康志勇（音译，ZhiYong Kang）获刑入狱，而且被判罚十年内不得开车。 事发时，康志勇正沿着Finch Avenue West骑行，被Selinevich驾驶的宝马汽车撞倒。这名44岁育有一子的父亲不幸在车祸中丧生。 当时Selinevich是约克大学法学院的学生，警方在调查中发现，她在限速60公里的地方飙车到每小时110公里。而且事故发生后，她逃离了现场。在警方的追捕下，她开着受损的汽车一度飙到时速200公里，还闯了红灯，之后下车逃跑，最终被捕。 在被捕的时候，她的社交媒体上还挂着她刚发布的照片。照片中，Selinevich在车里拿着一瓶红酒，仪表盘上的车速显示着每小时202.5公里。她甚至在帖子里调侃说，“喝醉后该怎么回家——第五个选择，坐我的车。” 多次酒驾 多次违反禁令 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的一个月，Selinevich就曾经因醉酒开车被抓。当时她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法定限额的两倍。 Selinevich因此被判禁止驾车一年。然而一个月后，致命酒驾车祸就发生了。 她因醉酒导致他人身亡被判入狱7年，因事发后就被拘留，法庭宣判后，她之后的实际刑期为4年半。但在2018年1月时，她因为向假释委员会保证自己绝对不会再酒驾，还向 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慈善组织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表达希望以此防止将来此类悲剧再次发生的意愿，而获得了日间假释许可。 不久后，她又获得完全的有条件假释，在假释期间，她被要求不得饮酒或驾车。 但今年6月她再次酒驾被捕时，她仍在假释期，这些禁令仍有效。 （CP24） 6月21日晚8点左右，一名驾车者向警方报案称，在繁忙的Hwy 400高速上，有一辆车在车道上“从一侧漂移到另一侧”，不仅差点撞上了他的车，还几次差点撞上了中间隔离带。 安省省警随后拦下了这辆车，驾车者正是Selinevich。起初她在车上堆满空酒罐、车内酒气熏天的情况下，仍然拒绝承认自己喝了酒，但酒精测试结果还是证明她体内的酒精含量严重超标，车上另外两名乘客也喝得酩酊大醉。 “危险人物”仍被轻判 在Selinevich出庭聆讯时，检控Robert De Chellis向法官Amit Anil Ghosh指出，Selinevich是一名“非常危险的人物”，应被判刑两年。 “她已经因为酒驾撞死了人，而且还在服刑的假释期内再次酒驾，”他说，“她没有得到教训。” Selinevich的辩护律师Jeffrey Stone表示，她愿意为自己这次的行为负责，承认酒驾的罪名，希望法官判定的刑期在15个月之内。 “她愿意承担责任，并坦然承认自己有酒瘾，她愿意改正这个问题，”Stone还表示，因为再次酒驾被捕，她已经失去了北约克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工作。 在庭审中，Selinevich承认自己醉酒驾车及在禁止驾车期间开车。原先她还被控其他的违规驾驶及携带可卡因罪名，但这些指控后来都被撤销。 最终法官Ghosh判Selinevich入狱18个月。Ghosh表示，他能理解Selinevich需要与戒除酒瘾展开斗争，“毫无疑问的是她必然要被隔离出社会一段时间。” “它对其他车辆及乘车者都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而且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他说道。  

“永远伟大”的美国，现在过得并不滋润。疫情病例每日新增六万例，累计都病例超过了508万，死亡人数也是超过了16万。算下来的话每80秒就要有一个美国人因为疫情失去生命。 而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又加大了。自三月份以来，短短数个月美国驱逐了超过2000名非法移民儿童。他们不顾实际情况也不顾是否与父母分离，把这些儿童直接送回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国。 而更恐怖的是，这些儿童身上也可能有病毒的存在。 也许是美国一系列的神奇操作。根据纽约班布里奇会计师事务所一项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的前6个月，放弃美国国籍的美国人数达到创纪录水平，为5816人。 其实美国人脱籍这个事每年都有，但是今年格外的多。六个人5816脱籍，这个数据比起去年全年的脱籍人数都还要高出两倍之多。 据相关人士分析。“新冠疫情是导致美国侨民不断脱籍的主要原因，而政府疫情期间相关的政策又使更多人重新审视自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现在美国的政治气候以及年度税务申报让人难以忍受!” 而据调查显示，这些脱籍人士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了加拿大作为自己新的开始。他们认为加拿大比起美国更“人性化”对于侨民也更加包容。

杜鲁多总理与WE charity 的那些不清不楚的事情究竟算不算他的又一件利益冲突丑闻，又会不会是最后一次了？尽管自由党华裔国会议员董晗鹏坚决予以维护，认为他不存在利益冲突，只是在内阁做决定时没有避席而已。但是根据全国民调，至少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此事存在利益冲突甚至刑事成份。 WE charity丑闻被曝光已有一个多月了，从“案发”日到现在，几乎每隔几天就有新闻被爆出，其中的猫腻似乎越来越多，这也让人不得不怀疑:此事究竟还有多少内幕未被挖出？杜鲁多总理、莫诺(Bill Morneau)财长及家人卷入的程度究竟有多深？ 自从杜鲁多在2015年10月份上台以来，他因利益冲突被操守专员立案调查已经有三次了，前两次他都被裁定违反利益冲突法。这次的最终裁决虽然还要数月至半年时间才有结果，但前操守专员道森已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明确表示:杜鲁多总理确实又违反了利益冲突法。 由于反对党的穷追猛打及舆论的广泛质疑，7月30日下午，杜鲁多总理破天荒地出席了众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听证会。正如很多人所预期的那样，他在镜头前顽固地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 他既否认自己参与了将9亿元政府项目给WE charity 的决定，又声称不知道家人替WE机构演讲还拿了钱，还说他所做的都是疫情中帮助年轻人的好事。总之杜鲁多总理以疫情紧急为借口，以不知家人拿了WE机构的钱为理由，以项目决定不是他作出为推搪，把WE丑闻中他所应承担的责任卸得一干二净。他在面对财政委员会魁人政团议员责问时，还一口否认了自己有利益冲突存在。 杜鲁多总理否认自己在WE丑闻中有利益冲突，他只为自己没有回避那次内阁会议而道歉。但是他却解释不了自从他上台以后，WE机构与他家人及自由党政府非同寻常关系的事实。自从2015年杜鲁多上台以来，以前从未拿过联邦政府合同的WE机构拿了多个政府合同，所获得的政府捐款也增加了数倍。而与此同时，杜鲁多总理的家人又在WE的活动中获取了六位数的金钱报酬，莫诺财长还享用了WE机构价值四万元的两次旅游款待。 尽管杜鲁多总理拒绝承认自己又犯了利益冲突，但联邦操守专员迪翁(Mario Dion )还是依据国会的《利益冲突法》第六章的第1、7、21条进行调查，在21条的规定中，法规就明文写了公职人员的回避义务:“公职人员应避免就任何可能引起利益冲突的问题进行讨论、决定、辩论或表决”。 显然，就算根据现在的《利益冲突法》第六章21条的规定，杜鲁多及莫诺就已经犯规，其原因就是这两人的家庭都与WE机构有扯不清的关系，而他们又都参加了将9亿元项目给WE机构的内阁会议。 其实对杜鲁多和莫诺财长而言，他们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判断力差劣没有避席会议，而是以实际行为触犯了《利益冲突法》的具体规定。2015年杜鲁多当选为总理组阁时，他曾要求所有阁员必须了解国会的利益冲突法，可若干年来，他自己却成了内阁中触犯该法最多的人。 杜鲁多总理以疫情紧急政府必须尽快出台措施为由自我辩护，但是疫情并不是政府可以乱来的理由，疫情也没有授予政府可以绕过程序的豁免权。在大量事实面前，杜鲁多还是不肯认错，这也就导致了他总是犯错。 在2017年和2019年，他被两次裁定违反利益冲突法，可他只就第一次裁定向全国道了歉，去年的兰万灵事件中，他坚持认为自己没错，拒绝了道歉。如今他第三次被调查，如果他还是和去年一样为自己找理由开脱，那么相信他还会再犯这类错误。 WE charity 丑闻会不会是杜鲁多的最后一次利益冲突事件，是不是他最后一次被查？从他现在的表现来看，没人可以保证。如果他不汲取教训、痛改前非，如果他还有幸当总理，他因利益冲突被查，就不会只是三次为止。假以时日，第四次、第五次也完全有可能发生！  

加拿大最大的航空公司加拿大航空公司(Air Canada，加航)于8月7日恢复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客运航线运营，率先复航的是温哥华往返上海浦东航线。 （aircanada.com） 复航的加航AC25航班首趟班机在延误超过一个半小时后于当地时间午后从温哥华起飞，预计上海当地时间8月8日下午抵沪。由上海飞往温哥华的AC26航班则将于8月8日晚起飞。 现阶段该航线每周一班，采用波音777客机执飞。航班需在韩国首尔仁川机场作技术经停。加航表示，计划在今年夏天恢复逾85个目的地的航线运营。 加航提醒乘客，需在机场自行填报健康调查表，并在登机前测量体温。旅途中须全程佩戴口罩。自加拿大回国的中国公民在登机前须提前至少14天在微信小程序中逐日填报“防疫健康码国际版”相关信息，所有旅客抵沪后将在指定地点接受14天隔离。 按照中国驻加使馆7月底发布的通知，自加拿大搭直飞航班赴华，或经未实施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国家中转赴华的中、外籍乘客，暂无需凭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中国公民仍可直接凭有小飞机标识的国际健康码登机。 但目前中国官方已对俄罗斯、埃及、沙特、伊朗等18个国家实施赴华乘客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措施。因此，自加拿大出发，经上述国家中转，搭乘航班赴华的中、外籍乘客，须预先在加拿大完成核酸检测，并凭检测阴性证明申领带“HS”标识的绿色健康码或健康状况声明书。 中国航企一直未停飞中加之间的航班，目前共经营着每周10条常规往返航线。每周一班的包括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北京往返温哥华(在华第一入境点为沈阳)航线、厦门航空的厦门往返温哥华航线，中国东方航空的上海往返多伦多航线以及南京往返温哥华航线。每周两班的包括海南航空的北京往返多伦多(在华第一入境点为西安)航线、中国南方航空的广州往返温哥华航线，以及四川航空的成都往返温哥华航线。 新冠疫情暴发后，加航自今年1月底开始停飞直航中国内地(包括北京和上海)的航线，其后又陆续大幅削减国际航班。 加航现已累计裁员约2万人，占员工总数的逾50%。为减少开支，永久淘汰了79架飞机，并无限期停飞30条国内航线。加航7月底发布的业绩报告显示，其今年第二季度运营亏损达15.55亿加元，收入同比下降89%，但货运收入增长52%。第二季度运力比去年同期减少92%，且预计今年第三季度运力将同比下降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