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新闻

本周一，多伦多两名中国女大学生将所租公寓房东告上法庭并最终胜诉，引起众人热议。近年来，关于中国留学生的新闻屡见报端，多是法律维权纠纷。其实，能被公之于众的事件，当事人至少是拿起法律武器维护了自己。而更多的中国留学生，选择打落牙齿活血吞，不管遇到任何问题，都不了了之，“破财消灾”。提起“中国留学生”，恐怕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留学生1.5亿买下温哥华最贵豪宅”、“中国富二代留学生超跑豪车聚会”、“炫富留学生引加人不满”、“中国留学生社区内飙车”等等颇为负面的关联词，在媒体不遗余力地渲染下，少数典型案例成为了整个中国留学生群体的代言。然而，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在本地的生存状态，却并不是什么“天之骄子”“人生赢家”，相反，由于自身和外界的种种原因，他们似乎在一步一步沦为“弱势群体”，心中酸楚，非身在其中不能体会。关于中国留学生是否算“弱势群体”，争议颇多。什么是“弱势群体” 对于“弱势群体”这一概念，有不同的定义和解读。据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余少祥发布的论文《法律语境中弱势群体概念构建分析》，弱势群体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法律语境中的弱势群体既包括经济贫困群体，也包括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群体。弱势群体应根据人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而非生理特征和体能状态来界定，它在形式上是一个虚拟群体，是社会中一些生活困难、能力不足或被边缘化、受到社会排斥的散落的人的概称。例如双失青年、独居长者、性工作者、失业工人、上访民众、露宿者、农民与农民工、低收入者、残障(身心障碍)者等，但不绝对也不仅限这些人群。由此，余少祥博士给法律语境中的弱势群体下一个基本定义：所谓社会弱势群体，是由于自身能力、自然或社会因素影响，其生存状态、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低于所在社会一般民众，或由于制度、法律、政策等排斥，其基本权利得不到所在社会体制保障，被边缘化、容易受到伤害的社会成员的概称。在英语里，却并没有“社会弱势群体”的概念，只有“社会不利群体(Social Disadvantaged Group)”的概念。所谓社会不利群体，是一个与“有利群体(advantaged group)”相对的概念。“不利”意味着生活机会和社会奖励分配中长时间和系统性的不公平待遇，主要表现在社会不平等程度上。这里讨论的中国留学生“弱势群体”更多是偏重这一角度，本质特征在于其“社会不利地位”，而非“体弱”或“残疾”等体能状态。不论从中国还是西方对“弱势群体”或“社会不利群体”的定义，中国留学生的特征越来越显示他们正滑向这个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中。信息闭塞留学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信息的不平衡不对等，有语言的原因，有文化差异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留学生们在国内多年养成的习惯很难摆脱，主动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接触陌生的信息，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跟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陈同学是由国内中介介绍到当时的homestay家做寄宿学生，国内的留学中介为了吸引学生，大多提供从申请学校到找 homestay再到落地接机的“一条龙”服务，这种形式很常见，对学生来说也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也没有值得信赖的渠道去了解这边的寄宿情况。但homestay是从哪里找来的，资质如何，住宿饮食等生活环境如何，国内中介也鞭长莫及，既不可能挨家挨户实地考察，也无法可依无机构监管。房东偷背包事件发生之后，陈同学联系了送他来到这里的国内中介，却被告知离得太远无法处理这起纠纷。很多中国留学生因为英语不好的原因，较少人会去关注英文的主流媒体，甚至不愿意自己去政府网站上查找相关的法律条文。这种不愿意直面阅读困难的消极态度，使得他们很容易与社会脱节，主流社会发生的新闻事件他们不关心，各级政府颁布的新政法令他们也无法阅读到一手消息，往往是从本地中文媒体处得来。而部分中文媒体对政策的错误解读，或为博眼球和点阅率对法律法规的“二次加工”，不但使得这些留学生战战兢兢，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安全感，更容易被错误的信息误导，产生严重的后果。前段时间，有留学生因为没有在持有学生签证的时期真正在加拿大上学而遭到遣返，网络上开始盛传《在加拿大违反这8条留学生就要被遣返》之类的文章，然而，其中充斥了虚假和不实的信息。比如里面提到留学生如果不报税就会被遣返，这是无稽之谈，多个移民顾问和会计师都向加西周末表示，这是绝不可能的情况。虽然这些文章本意是帮助留学生，但不实的信息却进一步加深了留学生的恐惧。一名在温哥华留学的刘姓男生向加西周末反映，因为轻信了“学签到期会被遣返”的消息，刘同学在学签到期后紧急赶回中国，试图在国内补申请学签。在补申请时，刘同学从移民机构处得知，其实在学签过期后，他还有90天的时间进行续签，完全无需飞回中国。刘同学后悔不已，却也只能怪自己轻信了媒体，慌乱之下没有认真去考证消息的真伪。这件事情刘同学自己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作为中国留学生接触主流社会的通道，“没有及时报课就被原地遣返”“学习成绩差被遣返”“留学生不报税被遣返”，中文媒体传播不实谣言的行为，也值得深思。初来乍到语言是不可说的痛落地温哥华，对很多中国留学生来说，最大的困难恐怕就是语言障碍。陈同学来温哥华已经三年了，但三年前与homestay(寄宿家庭)的纠纷至今让他耿耿于怀。虽然他有意识寻求警察的帮助，比起很多留学生已经进步了不少，但由于当时刚刚出国，英语能力不足，还是无法为自己讨回正义。一次，陈同学的homestay房东盗取了他的背包，背包里有护照和2000加元的现金，对他来说十分重要，而房东的偷盗手法近乎于明目张胆。警察的到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帮助，房东轻描淡写推脱了嫌疑，而陈同学虽然着急上火，却始终拿不出房东偷盗的实证，加之语言交流障碍，鸡同鸭讲，警察只能单方面做了房东的笔录后就离开了。而陈同学在警察离开后马上被房东扫地出门，并没收了押金。像陈同学一样碰到纠纷的中国留学生不在少数，上当受骗被欺负，开始多是由于对本地情况不了解，信息闭塞，在吃亏后由于年纪小、英语水平有限，不知道该向谁、该如何求助，最后不了了之，“忍忍就过了”。不过好在语言的问题是一时性的，并且是留学生自己可以改变的，在本地英语为主流语言的环境下，只要有心，英语能力提升、消除劣势甚至转化为优势，是指日可待的。没有社会关系缺乏安全感很多留学生入境时年满19岁，已被视为成年人，所以申请签证时并没有对监护人做要求，但即便是成年人，语言不通举目无亲的时候遭遇变故，也十分艰难。纪同学租房与房东同住，房东要求洗澡不能超过10分钟，虽然苛刻，但考虑找房不易，便也同意了。有一次，他洗澡忘记了时间，超过了10分钟，房东居然直接破门而入让他快点洗完。虽然纪同学是个男孩子，但这样未经允许就被他人闯入了浴室，还是让他觉得十分愤怒，觉得自己的隐私权受到了严重侵犯。即便如此，纪同学在本地并无亲人长辈，所结交的朋友也多是学校跟他一样的留学生，大家都没有本地社会关系，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安慰，却无力伸出援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拿起法律武器的消耗成本却是不平等的。对于独自一人在异国生存的留学生们来说，没有深谙本地生存法则的亲友提供咨询和帮助，动辄诉诸法律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精力成本，都是需要仔细考量的。留学生就业竞争劣势明显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取得的一份联邦移民部内部报告显示，海外留学生大学毕业后持工作签证在加国就业，收入远比本地毕业生低，客观上制造出一个“低收入劳动大军”。当局正检讨向海外留学生发出毕业后工作签证政策，并做出改变。加拿大于2008年开始执行留学生毕业工签政策(Post-Graduation Work Permit Program，PGWP)，凡在本国完成两年以上专上教育课程的海外留学生，在大学或大专毕业后，可申请获得为期最长3年的工作签证。不过，移民部报告显示，大多留在加国工作的海外留学生，均从事低技能的服务业工作，且收入不及加国本地同期大学毕业生的一半。在2010年，持工签的海外学生，年收入中位数仅19,291元。相比之下，2013年本地大专毕业生的年收入为41,600元，大学毕业生的年收入约为53,000元。即便留学生愿意接受低收入的工作，雇主却不一定愿意雇佣他们，虽然雇主们没有在招聘启事上明文规定不招留学生，但留学生在就业市场上显然有一定劣势。工作签证的有效期就是悬在留学生头顶的“定时炸弹”，炸弹爆炸之前，要么顺利移民剪断引线，要么收拾东西被迫回流。这样的“Best before员工”，对雇主来说，无疑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和成本，自然不作考虑。比起利用留学生特殊心理压榨劳动力的某些公司，直接把留学生拒之门外的雇主就算是“业界良心”了。加西周末曾接到爆料称，某公司抓住留学生工签时间有限、移民需要正式工作、求职急迫的心理，把留学生当做无薪实习生，实习期间零报酬，实习期满后立刻解雇。如此周而复始，坑骗了一批又一批急于求职的持工签大学生。澳洲立法保护留学生权益作为比肩加拿大的移民、留学大国，澳洲政府高度重视履行对海外学生的责任，制定了完善的政策和法规来保护这些学生的经济利益和其他福利。澳洲是世界上第一个推出国际学生保护法的国家，早在2000年就建立了一套非常健全的法律制度，即《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案》，用以规范各院校对海外学生提供的教育与培训服务质量，保护持学生签证来澳大利亚留学的海外学生的合法权益。任何一家招收、录取或教授海外学生的教育机构，以及为海外学生开设的每一门课程都应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招收海外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系统登记。也就是说学校设置的专业和课程必须是在国家相关部门注册过才能够提供给国际留学生，这样一来，学生根本就不用担心所学的课程不被中国教育部或是其他国家承认。同时，澳大利亚使馆2011年设置了一个针对学生签证的复审，对国际学生有一个简化的签证审理程序;雅思成绩满足6分的大学毕业生，可直接申请2-4年的工作签证;另外学生工作权利，由每周20小时变更为每两周40小时，假期打工没有时间限制。同样面临留学生薪资过低的问题，今年2月份，澳洲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The Fair Work Ombudsman)举行新闻发布会，重点宣传其2016年对华人社区的维护战略，并向澳洲的留学生发表了一份公开信。该机构称：支付员工的工资低于澳洲法定的最低工资是违法行为，而不仅仅只是抠门那么简单。希望留学生能够了解，接受低于合法工资水平的薪水，不仅损害了自己的权益，也破坏了澳洲社会的公平和法律。“无论雇主自认为这份工作值多少，或者员工自愿拿多少;不管同行企业给多少，或者他们原来的国家付多少，都不能成为雇主剥削员工最低合法工资的理由!” 此外，澳大利亚设立了签证通报制度。澳大利亚教育部和移民部联合开发海外学生登记数据库，教育部会把每名就读学生开学、出勤率、上课的情况等通报给移民部，移民部会把学生的详细情况输到系统里，一旦学生发生什么情况，都可在系统里找到学生的相关信息。“澳大利亚对留学生的支持服务是非常完备的，几乎每所院校都设立了留学生服务办公室，办公室的职能包括安排新生活动，安排学生住宿，搞学生联合会，提供健康、就业、心理等方面的咨询等。” 澳大利亚的教育行业通过实施院校课程审批和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提供全方位的教育质量保障，同时通过设立针对海外学生的《学费保障计划》以及建立相应的学费保障基金来提供消费者权益保障。根据《学费保障计划》，即使就读学校倒闭，留学生大可不必担心学业就此受影响，相应的政府部门会出面帮助学生寻找相对应的学校和专业课程，协助留学生继续在澳洲学习下去，学生也可以要求退还学费。这些措施适用于各级各类院校，包括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中学、英语语言培训院校、职业教育与培训院校和大学。为进一步保护海外学生的权益，澳洲政府建立投诉机构，已经在澳洲境内的学生，如果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可以对学校进行投诉，投诉的范围很广，包括拒绝录取、学费缴纳、退款、课程设置、出勤率、成绩单、取消学籍和住宿安排等等。海外学生申诉监察专员的服务是免费的，同时保持其独立性，会公正负责的调查和解决学生的投诉。留学生回避、消极态度是“弱势”主因陈同学入住的第一天，房东向他收取了半个月的租金作为押金，以及前两个月的租金。陈同学当时觉得有些奇怪，虽然没有独立生活的经验，但一次预收两个月租金也是不太合常理。但陈同学彼时只有19岁，刚刚成年，人生第一次离开父母来到完全陌生的国土，所能想到的第一处事原则就是临行前父母千叮万嘱的“不要惹事”，他默默安慰自己，“也许国内的规矩在加拿大不适用”。抱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外交”大原则，陈同学忍受了许多现在回想起来奇葩且侵犯他基本权益的寄宿家庭“规矩”：房间不能上锁，方便房东随时进去检查;包吃不包早餐，午餐则是前一天晚餐的剩饭，几乎餐餐都是速食米粉;周末以及任何节假日，房东会给自己放假不做饭，并且不允许陈同学自己开火做饭;洗衣机烘干机晚上8点准时断电无法使用。另一位孟同学，曾经对交通警察开出的罚单产生强烈质疑，萌生出想要申诉的念头，却在周围留学生圈子里的朋友劝告下打消了念头：“还是不要申诉了，不管谁对谁错，万一将来办移民，因为跟警察的纠纷案底被拒了怎么办?” 对于将来可能想要通过移民留在加拿大生活的留学生来说，即便有人跳出来拍胸脯保证“你打官司维护自己权益，不会影响移民官对你的印象和评价”，也很少有人真的愿意在移民成功前惹上官非，大家无非都是“不怕一万怕万一”。虽然这种被胁迫、被绑架的感觉很糟糕，但是广大留学生们心里都有杆秤，哪头轻哪头重，分明得很。采访结束后陈同学向加西周末提出请求，希望不要透露他的真实姓名和照片，理由是“不想惹麻烦”。虽然时隔三年，他还是对当时的报警行为心有余悸，担心会有后续影响。这恰恰从侧面反映出了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息事宁人”的心理。也许是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也许即使了解也不信任不想冒险，也许是被不良媒体误导，也许是语言信息社会关系各种原因……结果就是，多数留学生选择“破财消灾”，花钱解决一切。留学生们在国内的家庭，对孩子孤身在外的状况更加不了解，往往也都像陈同学的父母一样，希望孩子平安“不要惹事”。 UBC社会学博士、博顿学院校长张峰对加西周末表示，留学生沦为边缘性弱势群体，其中固然有教育局的问题、教育体制的问题、整个社会的问题，但主因却是在中国留学生自己身上。张峰认为，流动人口在本地的融入程度，是由语言程度和认同感来决定的。语言能力只能靠留学生自己去提高，态度很重要，如果因为适应不了新环境而产生消极态度，自暴自弃，成为弱势群体是必然的。就认同感来说，其实大温哥华与很多海外大城市相比，包容度算是较高的了，这里是多元文化社会，什么族裔都有，很少会因为你是某个族裔而被排斥，族裔矛盾并不那么明显。中国留学生往往是主动选择驻足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羞于或拒绝与其他族裔接触，时间一长，就渐渐脱离主流社会，即使遇到了问题，也不知如何维权、如何寻求帮助。中国著名记者、主持人闾丘露薇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出国留学，本身就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技能，上当受骗，完全是留学生自己能力不足;带着某些不良习惯，到国外被制裁，自食其果;至于说“弱势”，不过是中国留学生“玻璃心”，自己心理上自觉低人一等，“弱势”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在就业市场上的“弱势”，除了社会原因，留学生群体自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部分留学生就算毕业，英语能力也依然没有进步，给工作造成困难;责任心缺乏，工作起来十分娇气脆弱且错误百出;状况不稳定，三年工签时间一到，没有顺利取得移民，只好回流中国;忠诚度不够，把现有工作当做移民前的跳板，专业好不容易提高，能够独当一面了，却在拿到身份后迅速跳槽。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难免雇主会认为与其找一个刚毕业的留学生回来“添乱”、制造麻烦，还不如出高一点的人力价格，要么请回一个熟手，上手快省了培训的功夫，团队合作精神强;要么直接雇佣本地永久居民或公民，起码可以踏踏实实，不易生变。摆脱弱势地位留学生与政府都有责任对于留学生来说，身在异国最坚实的依靠就是中国领事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每年也都会在其官网“领事保护”一栏发布《给中国留学生的领事提醒》，就护照签证、交通安全、住宿安全、面对压力、如何寻求领事馆协助等事项进行介绍。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也会每出一本《加国留学生安全手册》，里面十分详细介绍了留学生获得信息的正规渠道、遭遇诈骗勒索绑架之类犯罪事件的处理方法、食品衣着旅游财务安全、中加两国法律法规的区别、交通事故处理方式、如何与警察律师打交道等等。除了留学生自己要反思，加国政府甚至整个社会也应进行反思。加拿大移民部长麦家廉对中国的访问时所发出的希望吸纳更多留学生移民的直白言论，在华人群体中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反响。可是对比澳洲出台的一系列留学生权益保护政策，加拿大政府目前所做的，确实有点少。如果只是希望中国留学生来加带动留学产业发展，却无法提供给他们一个安全有保障的生存环境，这样的想法会不会有些自私? 就拿homestay来说，BC省在2015年的确出台了《幼儿园至12年级国际学生寄宿指南》，并且阐释了寄宿服务机构的责任、国际学生项目的责任、寄宿家庭的责任、留学中介的责任等等，但首先，这只是一份指导意见，并不是立法，里面只有标准却无规定，更没有提及是否有机构去审核参与各方是否符合这份标准。留学生找homestay多是通过中介，可是中介是否全部符合资格，这类homestay中介的资格又是否像房产中介那样专业系统，统一受某政府机构管理呢?homestay家庭的资质是不是可以接受留学生又有谁来把关呢? “弱势群体”并不是绝对概念，是与正常人的生存条件对比而成的，并且是可流动的。也许在特定条件下，弱势群体是别人，但在另一条件下，弱势群体就是我们自己。比如我们都会经历相对脆弱需要保护的少儿时期，也都会迈入需要照顾的老年时期。每个人，永远在某个层面上是弱势群体，只因这个世界，不存在“永远强势”的生存状态。对于社会帮助、社会公义的呼吁，其实归根究底，都跟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呼吁政府帮助弱势群体，其实，也就是帮助自己。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说：“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8月30日，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受中国总理李克强邀请访问中国。首次正式访华的杜鲁多不仅在中国社交网络上掀起了一阵追捧这位年轻帅气的加拿大总理的热潮，更出乎外界意料地和中国迅速达成了多项重量级合作协议。此时今日，加拿大自身的经济及其与传统战略盟友美国的贸易关系双双陷入发展瓶颈。如此背景之下，枫叶之国似乎不得不将目光投向远东。杜鲁多正以比人们所期待的更强的力度，拓宽着那扇由他父亲打开的外交之门背后的道路。 8月30日，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空降北京，开始了他为期8天的中国之旅。这是杜鲁多任加拿大总理后首次正式出访中国。杜鲁多不同于人们对国家领导人“秃顶大肚子”传统印象的俊朗外貌引起了中国网友的热烈追捧。这位热爱运动的加拿大总理在中国吃熏肉、打太极、和民众亲切自拍，展示其健美身材和俊朗外表的照片一时间被传遍了中国的社交网络。同时，其卓绝的学识和显赫的身家背景也被人们所津津乐道，微博、微信中开始频繁地出现讲述杜鲁多生平故事的文章。甚至连中国商业巨头，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马云都被杜鲁多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你可以感受到他身上的自信和能量，”马云坚定地说，“我们认定他就是加拿大的未来”。坐实“最帅总理”之名的杜鲁多对中国来说很新鲜，但中国对他来说却并不是一块陌生的土地。虽然这是他第一次作为加拿大总理访问中国，但在此之前杜鲁多已经拜访过中国三次。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孩童的杜鲁多就随他的父亲，时任加拿大总理的老杜鲁多(Pierre Trudeau)一同造访过中国。老杜鲁多于1970年力排众议与中国建交并在北京开设了大使馆。当时的西方国家中，只有法国、英国和瑞士等国家同中国建交并在京设立了使馆。在那个信息闭塞、思想保守的年代，金发碧眼的老杜鲁多一家以时髦但亲民的形象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与名胜古迹时，比如今的小杜鲁多引起的轰动更甚。老杜鲁多与中国交好令人印象深刻，而他一手力促中加建交的举动，更是为次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中国人，多数都记得杜鲁多这个遥远但亲切的西方姓氏。然而，杜鲁多此次故地重游，自然是身负外交重任，而不只是简单去当网络红人的。在经历了老杜鲁多鸿蒙初辟的“建交蜜月”和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总理所塑造的“中加黄金时代”之后，中加关系在哈珀(Stephen Harper)总理执政期间遇冷。哈珀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批评颇多，并且拒绝出席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使得中加关系一度走向历史冰点。杜鲁多这次前往中国，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短短八天内，他先同中国顶尖商业精英云集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会谈，紧接着又与习近平、李克强会晤，之后赶往杭州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峰会)，还访问了上海和香港。繁密行程中，杜鲁多甚至还和篮球巨星姚明一起造访了一所中学，和中国学生打了一场比赛。不难看出，杜鲁多正试图借此次访中实现改善中加关系、密切商业往来的重要使命。而杜鲁多这次访华还特地带上了他七岁的女儿艾拉-特雷斯(Ella-Grace Margaret Trudeau)。“小小杜鲁多”和父亲首次来华时的年龄相仿，中加两国良好关系在杜鲁多这个姓氏上的延续轨迹也由此变得更为明显。加动作幅度超预期全力推进同中合作虽然中加两国分析人士对杜鲁多的访华之旅充满期待，但在杜鲁多成行前，多数的分析倾向于加拿大将“文火慢炖”地处理和中国的关系。包括哈珀政府执政时的加拿大贸易部长戴国卫(Stockwell Day)和前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马大维(David Mulroney)在内的诸多权威人士都在杜鲁多访华前预测：加拿大和中国的交往不会操之过急，杜鲁多将慎重对待中加自由贸易协定和加拿大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等问题，这回先和中国恢复良好的外交关系，之后再一起看细水长流。然而，令一干政要和观察者大跌眼镜的是，杜鲁多刚一落地北京，便大刀阔斧地和中国开始谈判合作事项。抵中第二天，杜鲁多便表示，加拿大申请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9月1号，中国总理李克强更先于加拿大向世人透露惊喜，中加已经同意开始就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进行初步谈判。接下来，又是捷报频传：中加签订总金额超12亿加元的56项商业合同;两国就此前僵持的油菜籽贸易争端搁置争议，寻求妥善解决方法;中方同意加拿大在华增开七个签证中心……一切都似乎比人们所预测的更多、更快、更好，就连新增签证中心的数量，都比此前加拿大外交部长麦家廉(John McCallum)访华时所要求的还要再多两家。随同杜鲁多访华的加拿大贸易部长方蕙兰(Chrystia Freeland)在代表加拿大同中国签署56项重要的商业合同后表示，加拿大会成为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而加国政府也会充分、慎重地考虑中加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方蕙兰说，加拿大此次通过和中国签订涉及诸多领域的商业协议，争取和中国建立“深入并高效”的经济关系。此举一出，似乎预示着“中国是加拿大第二贸易伙伴”的说法在数据的支撑之余更多了几分动态的重量和再进一步的潜力。诸多中加合作的利好中，加拿大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和中加开启就两国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可能性的研究对话无疑是最吸引人的两条消息。亚投行是一个面向亚洲各国政府提供资金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多边开发机构。亚洲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有经济增长潜力的，也是世界人口红利最优越的区域之一。然而，因资金有限，许多国家及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瓶颈。因此，简单地说，亚投行是为这些国家提供经济支援的金融机构。目前，加拿大国内自身的经济发展面临局限，而社会人口结构又受到老龄化问题的困扰，因此，加拿大对亚洲经济与人口发展力量的渴求十分直白。此次毫不犹豫地加入亚投行，加拿大无疑是看到了亚洲可为己用的巨大潜力。用杜鲁多自己的话说，加入亚投行可以帮助加拿大在亚洲地区发展更多、更有深度的投资项目，从而给加拿大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更多的投资项目和更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飞机与航线运输)无疑可以增进加拿大与亚洲诸国的人员流动力度。而对中加的普通百姓来说，加拿大加入亚投行所带来的利好主要体现在两国间出行障碍的减少、进口产品价格下降、留学与技术人才交流机会增多等方面。而中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目前虽然并非板上钉钉的事，但就目前两国对此所彰显的姿态来看，两国国民有理由对中加自贸协定保持乐观态度。除去方蕙兰、李克强等人对自贸协定积极表态，加拿大政府方面事实上早已悄然开始了对此事的运作。今年3月，在上届自由党政府执政时任加拿大副总理，现任加拿大商业理事会总裁兼执行长的曼利(John Manley)便作为杜鲁多的“侦察兵”前往中国，并在商业论坛上呼吁中加两国开启自贸协定的对话。曼利表示，加拿大在经济发展上一向依赖美国市场，但如今，加拿大已经着眼中国，并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我们现在停在海上的油轮装满了油，却没有地方送，”曼利形象地描述了加拿大经济发展的悲观局面，而自贸协定一旦能有进展，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为加拿大经济复苏提供助力。自贸协定的签订能够使得协定双方国以低关税或零关税的形式向对方销售低价的本国优质产品，同时，两国企业家前往对方国家进行投资的门槛也会大幅降低。参考2015年6月中国同澳大利亚签订的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双方在签订协定五年后内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这使得澳大利亚引以为豪的牛肉、海鲜、乳制品等物资得以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而中国低成本的机电配件、纺织产品等也得益于此，拓宽了在澳洲市场的销路。由此不难想象，中加自由贸易协定一旦达成，中国将迎来石油、矿产、海产、林业、肉类等资源进口方面的利好，加拿大也将由此大幅缓解长久以来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局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澳自贸协定谈判历经22轮谈判，自始至终跨过了十年光景。中加国民想要切实体会到自贸协定带来的好处，恐怕还需时日。除去这几条商业往来的重磅消息，中加两国还就许多其他领域的合作达成了共识。根据中国外交部于9月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联合新闻稿(全文)》，中加两国还同意建立两国总理年度对话机制，建立高级别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机制，及加强两国在环保、清洁能源技术、劳工、旅游、文化、人权、健康、司法及国际援助等领域的合作力度。仔细观察这些合作的题目，则不难看出，杜鲁多政府努力在这些特定领域同中国达成协作，是基于加拿大目前的国情与经济发展状况考虑的，同时也是符合中加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大战略方向的。比如，同上文所述，中加自由贸易协定一旦达成，加拿大将会向中国大幅出口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自然资源。而与之相应的，为解决日益严峻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的矛盾，中国对清洁能源技术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加拿大的清洁能源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领先，杜鲁多此次出行早早同中国签订两国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合作协议，可被视作是为将来更大规模的资源出口贸易开山铺路。而劳工、旅游等方面协议的制定和完善，辅以近半年来加国在放宽移民、留学等政策上的诸多“大动作”，更为两国将来更为密切的人员往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系列颇具突破性的合作意向，意味着中加关系正式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亲密阶段，而中加的又一个“黄金时期”，或许正在杜鲁多的治下诞生。中国之旅意义深远加美同盟已现裂痕? 加拿大出乎意料的合作姿态与杜鲁多自身出众的人格魅力，使得他超越世界各国同期访中的政界巨头，成为本届“众星云集”的G20峰会中最被人关注的耀眼明星。与杜鲁多在中国所受到的无与伦比的追捧相对比，美国总统奥巴马抵中时却遭遇了中国机场未铺设欢迎红毯的尴尬插曲，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Susan Rice)更和中国官员因安保问题当众争吵，让世人对中美两国的微妙关系产生诸多猜想。使得奥巴马不得不公开表示，自己不会在意这些细小摩擦，中美两国合作姿态仍同以往。但同时，奥巴马也承认，这次访中和中国“发生的争执多于以往”。德国《日报》在聚焦本届G20峰会上的中美关系时，使用了“中国的新傲慢”作为文章标题，以形容中国对美国不同以往的强硬态度。而瑞士《新苏黎世报》则干脆形容G20峰会上的中美两国间的“空气有毒”，彰显出中国力图提升自身国际地位，与美国竞争世界霸主位置的姿态。伴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美两大阵营在世界各个领域展开直接竞争的局面或许已经不可避免。对世界其他各国来说，虽然还不到站队选阵营的地步，但在世界老牌强国与新兴的头号挑战者间选择其中一方成为主力合作的发展伙伴却着实成为了不得不思考的课题。相比中美间在本届G20峰会上所达成的相对缺少实质意义的合作意向，中加两国所签订的诸多颇具分量的协议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而这些重量级的合作协议，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加拿大对同中国的合作前景的强烈重视。作为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在诸多历史事件上一向选择同美国密切配合。而并不令人意外的，美国也是加拿大的头号进出口贸易伙伴。可以说，加拿大是美国诸多世界盟友国中最为亲密的一个。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成立之初，美国一度力劝自己的盟国不要加入。英、澳、韩等美国重要盟友因地缘关系受美国影响和制约相对较弱，因此纷纷看准机会，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而彼时的加拿大政府几经犹豫，选择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暂时观望。回望时任政府的决定，现贸易部长方蕙兰将其直白地形容为“错失良机”。这次，杜鲁多政府毅然决然地加入亚投行，虽然并未明言其中深意，但加拿大在权衡政治压力与自身利益后试图加深同中贸易合作，弱化和美国的绑定关系的意图却呼之欲出。伴随着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将至、德、法首脑面临换届选举等潜在的变局的到来，世界的政治格局或许面临新一轮的洗牌。加拿大在这一档口做出“亲中疏美”意味鲜明的举动，一定程度上是迫于现实情况不得已而为之。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新闻学教授刘易斯(Norm Lewis)对加西周末表示，无论特朗普(Donald Trump)和希拉里(Hilary Clinton)中的哪位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胜出，美国都将不可避免地走上相比现任政府更为封闭保守的政治路线，而这对于长久以来将美国视作头号贸易伙伴的加拿大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杜鲁多政府选择在国际贸易舞台上呈现更开放姿态的中国作为下一阶段的重点合作对象，无可厚非。杜鲁多在G20峰会上罕见地向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和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趋势开炮，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他对于保守主义在美国社会抬头的担忧。他甚至不惜得罪未来潜在的合作伙伴、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公开批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Isolationism)是拖慢全球经济发展速度的元凶。“建造高墙只会让一个国家变得封闭，而并不能创造任何的机会和经济增长。如今，保全自身的政治态度变得很有吸引力，但我们必须要站出来，和这种态度相抗争，”杜鲁多在G20峰会系列活动中公开发声，更明示自己对美、英等国日渐明显的封闭姿态的不满。而这一态度，恰好也与中国政府在G20峰会上所释放的要求世界各国抵抗贸易壁垒压力的信号所接近。刘易斯表示，促使加拿大将视野转投中国市场的另一个原因是加美两国的贸易合作长时间稳定在一个水平，难期突破。自加、美、墨三国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The 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生效以来已有二十载，在此期间加拿大再未同其他国家或地区达成具有类似重量的自贸协定。虽然近期原则上加入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enership，TPP)，但不同于加入亚投行的坚决，加拿大政府在是否批准TPP协定一事上却始终犹豫不决。美国和加拿大的自然条件与风土人情类似，两国的进出口贸易长年集中在能源、钢铁和文化创意产品等几个固定领域。由于两国关系和发展趋势相对稳定，因此两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也呈现出非常稳定的态势。相比之下，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具有更多元化的需求，因此也有着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如上文所提到的，中国对加拿大的农副产品、优质海产、石油资源、矿产资源、木材、环保能源、纸张和其他植物制品等诸多资源都有进口需求，而加拿大则对中国的机电、小家电、玩具、汽车配件等出口领域充满兴趣。因此，中加两国间的经济关系相比加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更明显的互补性。加拿大国家智库成员、加拿大咨询局(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首席经济学家霍奇森(GlenHodgson)也提到，相比起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加美两国贸易关系可挖掘的潜力有限。他表示，中国尽管名以上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与以印度、菲律宾为代表的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加拿大和中国的贸易增长速度并不快。因此，中加两国间需要更积极、更高水平的战略安排以进一步挖掘贸易发展的潜力，而中加自贸协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杜鲁多此行在商业领域之外的许多态度同样值得玩味。在涉及中、菲、美等多国利益的“南海争端”一事上，加拿大外交部长迪翁(Stephane Dion)证实，杜鲁多确实在访中期间曾同李克强交流。然而，杜鲁多却并没有就此事发表任何公开意见。观察人士认为，这和中国希望各国在G20峰会期间不提及“南海争端”的立场相一致。而不同于他的前任哈珀，杜鲁多非但几乎未用“人权问题”责难中国，更在同习、李会谈时出人意料地承认，“加拿大也存在人权问题”。这几乎是授人话柄的做法，同样被认为是杜鲁多降低姿态，向中国示好的信号。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的加拿大演员、文化人士“大山”(Mark Roswell)总结了杜鲁多的中国之行：“前任政府(在中加关系上)挖了个坑，让后自己跳了进去。幸好，我们现在不再挖坑了。如今，(中加关系)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如他所说，杜鲁多所领导的加拿大政府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而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更将影响加拿大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走向。就目前杜鲁多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来看，中加两国正在铺设一段全新的、密切的合作之旅。而在不远的将来，两国国民便很可能将切实地从中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