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新闻

汉密尔顿警方周四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称，一个有组织犯罪团伙在安省和魁省大批Shoppers Drug Mart连锁店盗窃了大量剃须刀、尼古丁口香糖、化妆品和面霜等商品，涉案金额超过100万加元。 警方本周成功捣毁了该零售盗窃集团，共逮捕21名来自汉密尔顿及大多伦多地区的嫌疑人，年龄从15岁到75岁不等。 这项代号为“Project Sommes”的调查行动始于去年8月，参与的警方机构包括汉密尔顿、皮尔区、约克区和滑铁卢地区警方。 图源：Hamilton Police Service 专业的作案与销赃手段 皮尔区副警察局长Marc Andrews在发布会上表示：“这绝不是一起小规模犯罪，这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分销网络，而皮尔区是该犯罪活动的主要枢纽之一。” 汉密尔顿副警察局长Ryan Diodati解释了该团伙的作案手法：成员会进入Shoppers，将商品装满手提袋。这些袋子有时经过特殊设计，可以避开安检系统，从而让窃贼能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离开商店。 被盗财物会被迅速运往密西沙加，随后流向清仓仓库和批发商，最终再次转卖给普通公众。 Diodati对记者表示：“有组织的零售盗窃并非‘没有受害者’的犯罪。当零售商遭受如此大规模、持续损失时，整个社区都会受到影响，包括商品价格上涨和供应减少。” 图源：Hamilton Police Service 仍有嫌疑人在逃 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自2024年2月起已涉及数百起、甚至上千起盗窃案件，调查人员仍在统计被盗商品的真实总价值。 汉密尔顿警官Shane Coveyduck表示，警方最初是在调查本地多起Shoppers盗窃案时，发现这些嫌疑人属于一个更大的犯罪网络。其中许多嫌疑人此前已因类似指控处于保释期，或是其他辖区的通缉犯。 本周二，警方执行了16项搜查令并实施了逮捕。同时对另外两名嫌疑人发出逮捕令，但据信二人已离境。 警方补充称，还有两名嫌疑人近日在BC省温哥华多家Shoppers实施连环盗窃，随后被当地警方抓获，目前将被押送回汉密尔顿。 面临175项刑事指控 目前，21名被捕人员共面临175项刑事指控，包括： 教唆实施可公诉罪行 持有价值超过5000加元的犯罪所得财物 为犯罪组织实施违法行为 为防止嫌疑人获释后再次作案，警方决定不再由不同司法辖区分别起诉，而是将所有指控统一在汉密尔顿提出。 汉密尔顿警方调查部门主管Martin Schulenberg表示，这种“集中起诉”的方式，有助于防止嫌疑人反复被保释。 他透露，一周前，两名主要嫌疑人曾在其他城市被捕，但12小时内即获保释。 “这正是‘分散起诉’带来的问题，”他说，“采用有组织犯罪的整体执法方式，才是我们认为能够真正追责并拘留这些人的关键。”

加拿大长年以来“移民对国家有利”的社会共识，近年正明显动摇。 多项民意调查显示，约一半加拿大人认为近年接纳的移民人数过多，反映社会对移民政策的看法正出现结构性转变。 联邦政府一项于2024年11月进行的电话调查显示，54%受访者认为来加拿大的移民“太多”。   移民部长迪亚布（Lena Diab）承认，自新冠疫情后，公众对移民的态度开始出现转变，与加拿大被视为热门升学、就业及避难目的地有关。她指出，政府仍然希望维持开放政策，但前提是移民制度必须“可持续及受管控”。   根据最新联邦移民水平计划，加拿大将于2026年接纳38万名永久居民，当中约三分之二属经济移民；临时居民人数则将由2025年的近67.4万，大幅削减至明年的38.5万。这亦是继2024年永久居民目标达到48.5万高峰后，连续第二年下调移民规模。 分析指出，疫情后人口急增，与住屋短缺、生活成本上升及公共服务紧张交织，削弱了公众对移民的支持。与此同时，警方通报的仇恨犯罪亦显著上升。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至2023年间，针对南亚裔人士的仇恨犯罪上升227%，单在2023年已录得265宗相关案件。 麦基尔大学政治学研究员 Rupinder Liddar 指出，数据只反映冰山一角，实际上不少少数族裔在日常生活中均感受到歧视升温。她形容，无论是公开的敌意、微歧视，抑或网上仇恨言论，疫情前后的变化极为明显，令不少族裔社群感到不安。 政府数据显示，印度仍然是加拿大最大的新移民来源地。2024年有超过12.7万名印度公民成为永久居民，而2015年同类数字仅约3.9万。Liddar 认为，部分政界人士将楼价高企、就业困难与移民人数挂钩，加剧了对特定族群的敌意。 无论执政自由党或在野保守党，近年均曾将高移民水平与住屋及公共服务压力相提并论，但双方亦公开谴责仇恨犯罪，强调移民并非生活成本上升的替罪羊。保守党移民事务评论员 Michelle Rempel Garner 批评政府在短时间内接纳过多移民，间接推高社会不满。 民调显示，公众对移民的负面观感暂未见回落。Abacus Data最新调查显示，约一半受访者对移民持负面看法，与去年几乎无异。该公司行政总裁 David Coletto 指出，加拿大社会一直存在排外情绪，但近五年在经济压力与人口急增下，相关声音变得更易被放大。 （图：加通社、CTV News）

在持续的物价上涨危机背景下，一些经济拮据的多伦多人甚至开始尝试一种新的、颇具争议的方式来维持生计，那就是出售自己的血浆。 事实上，在安大略省，购买血浆是违法的。 然而，在疫情期间因血浆捐赠出现短缺的情况下，加拿大血液服务局于 2022年利用了该项规定的例外条款，并与西班牙制药公司Grifols达成协议，允许该公司向加拿大人支付血浆费用。 7月，一家收费血浆采集诊所在北约克开设，另一家于8月在怡陶碧谷开设，每次捐献血浆可获得最高100加元的报酬。 近日，当记者在Grifols位于约克区的诊所外守候时，发现从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左右，约有15人进入了该诊所。 在同意接受采访的4人中，他们都表示来此是为了捐献血浆，因为他们需要钱。     当被问及来此的原因时，一位来自士嘉堡、看上去约40岁的男子说道：“我……真的没钱了。   我是依靠安大略省救济金生存的，这笔钱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但这些钱还是不够吃饭和租房，所以我才来这儿献血。”   据悉在安大略省，没有子女的单身人士每月可从“安大略福利金”项目中获得733加元的补助，这笔资金是应用于支付基本生活费用和住房费用。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士表示，他是通过该公司在Instagram上的付费广告了解到的。     他说，到目前为止他已六次接受付费采集血浆的安排，并且打算以后继续这样做，除非他找到工作，那样的话他就不会再这样做了。 其他人也讲述了类似的经历，一位住在Finch街和Bathurst街附近的60多岁男子表示，在通过Grifols公司的付费社交媒体广告了解到该公司后，他已前往该公司的多伦多两家分店，并捐献了14到15次血液。 据透露，在捐献者最初的三次采血过程中，他们通常会获得100加元的报酬，此后，报酬会降低，一般在40至60加元之间。     另一位48岁的女士表示，她是一名自由职业的清洁工，但目前她的经济状况非常紧张，原因一是因为圣诞节的开销，二是因为她仍在偿还在新冠疫情期间获得的一笔联邦商业贷款。 该女子说，在过去两周里，她已经在北约克的Grifols诊所献过三次血，并计划再持续献血几周，以赚取约800加元。 当被问及为何不想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这篇报道中时，她表示这样做“太尴尬了”，因为她在这个年纪还靠这种方式赚钱实在有些羞愧。     对于这一现象，倡导组织“安大略健康联盟”的执行董事Natalie Mehra表示，一家跨国制药公司竟然向安大略省民众支付血浆费用，这实在令人震惊。 “它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剥削那些贫穷和绝望的人们，它越过了不应逾越的道德界限。” https://www.torontotoday.ca/local/health/torontonians-selling-blood-plasma-grifols-11638352

令人震惊的报告显示，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员工涉及数百起失职案件 新的报告详细列举了包括在酒后驾驶CBSA车辆和与毒贩有联系等严重的员工失职行为。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于12月18日星期四发布了其首份关于处理失职和不当行为的年度报告，目的是“提高透明度”，并展示该机构如何处理失职或不当行为的举报。 其他令人震惊的案例还包括性骚扰，以及与已知毒贩交往的情况。报告中发布的调查结果基于外部机构在2024年4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期间的调查，结果显示，有259名CBSA员工涉及失职和不当行为，导致解雇和停职。   CBSA局长艾琳·奥戈曼（Erin O’Gorman）表示：“CBSA只有在赢得服务对象的信任时才能履行其使命，而我们只有在相互支持和信任的前提下才能赢得这种信任。我们每个人都在维护一个没有骚扰、歧视和不当行为的环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cbsa CBSA拥有17,000名员工，其中8500人为前线员工，分布在加拿大和36个国家的1200个入境口岸。报告强调，失职和不当行为仅发生在少数CBSA员工当中，比例为1.52%。 在此期间，CBSA共启动了409项调查，其中367项已经完成。调查结果显示，259件（占71%）案件中有成立的指控。2023年至2024年间，CBSA对员工进行了465项调查，尽管该年度调查数量增加，但319件（占63%）案件中仍有成立的指控。 在CBSA建立问责文化 奥戈曼表示，他们希望员工能在感到安全的情况下向前发声，以便机构能够及时处理问题。   “我们希望营造一种文化，让大家在经历或目睹不当行为或歧视行为时能够发声，并且知道CBSA有相关政策和程序进行处理，”她说。 CBSA员工可以向他们的经理或专业诚信部报告可疑的失职行为。报告还明确区分了失职与不当行为。 失职包括与机构政策、标准、程序或做法不一致的行为。员工失职可能涉及违法行为或损害CBSA声誉的行为。   不当行为包括违反法律法规、滥用公款或资产、严重管理不善，或危及他人健康和安全。 cbsa 共对15名员工进行了犯罪及/或与犯罪相关的行为、非工作期间的私人行为及外部活动的调查。例子包括：   与供应商产生利益冲突 在非工作时间消费或持有非法物质 盗窃 与已知毒贩有联系 在酒后驾驶CBSA车辆 这些调查的结果包括： 两名员工被解雇 11项纠正措施，从行为辅导到20天的停职 一名员工辞职 一名员工在纪律处分前自行离开CBSA 共对20名员工进行了财务管理不当、利益冲突和/或欺诈的调查。例子包括：   伪造医疗证明以证明缺勤 通过虚报工作时间或申报未实际工作的加班进行时间欺诈 滥用CBSA差旅信用卡 对这些案件的调查结果包括： 16项纠正措施，从行为辅导到5天的停职 两名员工在纪律处分前离开CBSA 两项纪律程序正在进行中 共对21名员工进行了骚扰、性骚扰、歧视和职场暴力的调查。例子包括： 不当的性评论 不尊重的行为 威胁人身暴力 在冲突中使用防护装备 不当接触 这一类别的调查结果包括： 两名员工被解雇 17项纠正措施，从行为辅导到12天的停职 两份短期雇佣合同在没有采取任何纪律或行政措施前已结束 共对203项关于问责和职业行为的调查构成了绝大多数的成立案件。例子包括：   在逮捕期间未进行适当搜查 未对被列入关注名单的个人进行二次检查 未在CBSA系统中录入所需信息 提供虚假陈述 滥用执法数据库 雇佣家庭成员或朋友 在选拔过程中作弊 干预移民处理 在值班时使用私人手机 给予家庭成员特殊对待 此类别的调查结果包括： 174项纠正措施，从辅导到30天的停职 七名员工在接受纪律处分前离开 22名员工因减轻因素未受到纪律处分 奥戈曼表示：“在我认识到我们为解决失职和不当行为所做的努力时，我们也需要同样努力预防这些不可接受的行为的发生。”  

越来越多加拿大人选择在家养老，但背后的真实成本，往往被严重低估。 Cathy Soda原本计划在今年退休，为自己长达40多年的银行业生涯画上句号。她曾设想退休后的生活会更加安静：换一套小房子、外出旅行、减少责任。 但随着父亲健康状况开始恶化，这些计划完全被打乱。 图源：Dax Melmer/The Globe and Mail 现年64岁的Cathy仍在担任客户经理，同事们不断问她何时退休。她之所以推迟退休，是为了负担一套足够大的房子，好让92岁的父亲Fred和27岁的儿子一起居住。 她原本打算卖掉现有住房，搬到更小的地方。但当父亲无法再独自生活后，她改变了决定。今年早些时候，她买下了一套更大的房产，让父亲能够按他的心愿在家中安享晚年。她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找到一套主层带卧室、备有无障碍设施的房子，以满足父亲的需要。 “经济上，这对我是更大的负担，”居住在安省温莎附近LaSalle的Soda女士说，“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居家养老（aging in place）”，不是搬进退休之家或长期护理机构，几乎已成为加拿大人的普遍愿望。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或提前规划这样做所涉及的经济与情感成本，包括房屋改造、私人护理，以及无偿照护者所承受的压力。 一项由HomeEquity Bank进行的调查显示，90%的45岁以上加拿大人希望随着年龄增长继续住在自己家中，但只有13%的人为居家护理（如个人护理员）所需费用做过规划。 这些成本往往迅速累积。从安装扶手、楼梯椅，到改建无障碍浴室，房屋改造费用可能 高达数十万加元。再加上个人护理员或兼职护士的费用，专家指出，居家养老的成本不但不低于私立长期护理机构，很多情况下甚至更高。 Soda的父亲曾是一名建筑工人，因石棉暴露患上肺病。他从未想过去长期护理机构。“我从来没想过，”他说，“我一直住在家里，身边总是有人。” 父亲拿出部分积蓄，但大部分照护工作和几乎所有家庭开支都由女儿承担。她支付每周的食品杂货费，把几乎所有空闲时间都花在做饭和打扫上，最近还更换了厨房电器，花费数千加元。 “我把退休搁置了，”她说，“我真的很累。” 图源：Dax Melmer/The Globe and Mail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未来20年，加拿大85岁及以上人口可能会增加到近250万人，几乎是目前的三倍。加拿大医学协会预计，到2031年，长期护理和居家护理的总成本将达到585亿加元，接近2019年的两倍。 麦克马斯特大学护理学院副教授、老龄化与社区健康研究单位的护士科学家Rebecca Ganann表示：“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待在自己熟悉的家中，与亲友保持联系，但人们往往低估了其中的成本。” 她指出，新冠疫情加剧了公众对长期护理机构的负面看法，促使更多家庭选择居家养老，却并未充分准备好经济和情感上的挑战。 密西沙加的Rick Moore（80 岁）和妻子Angela（81 岁）就是亲身经历者。约七年前，Moore太太曾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随后被诊断患有血管性痴呆。虽然认知能力大致保持，但行动能力明显下降。 “我们当时完全没有规划，”Moore说，“有时候你只能接受命运发给你的牌，而我的目标就是尽可能让她留在家里。” 他们安装了一部1.25万加元的楼梯椅，并在淋浴间和床边加装安全扶手。Moore成了妻子的全职照护者，同时还要打理整个家庭。他每周请护理人员上门三次，以便获得休息时间，年费用约3万加元。 “这些支出真的会不断累积，”他说，“好在我们经济条件还算宽裕，这是一大优势。” 但Ganann指出，许多照护者被压得身心俱疲，甚至无暇顾及自身健康。 “居家养老背后有大量的无偿劳动，”她说，“我们常常忽视对家庭成员和非正式照护者的依赖，他们不仅付出时间，也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2018年，四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因亲友的衰老、健康问题或残疾，承担了照护责任。其中，女性成为照护者的比例高于男性，尤其集中在55至64岁年龄段。 即便有政府税务抵免和相关项目，许多照护者仍需承担高额自付费用。202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无偿照护约占加拿大整体照护成本的75%。 现年60岁的Cheryl Dalziel曾照顾年迈的父母，她估计自己在护理、设备和房屋改造上的总支出超过10万加元。 “我几次把积蓄都花光了，”这位爱德华王子岛居民说，“家务、做饭、财务，全都是我一个人承担。” 她曾在条件允许时做兼职咨询工作，但并不符合失业保险或照护者补助的资格。她说：“没有稳定收入，只能靠能赚到的一点钱撑着。” 如今，她的父母都已去世。“我不后悔当初承担照护责任，”她说，“但最大的教训是，我 没有设立边界，也没有足够的安全网。” 最终，能否实现原居养老，往往取决于个人的经济能力。 麦吉尔大学流行病学博士候选人Clara Bolster-Foucault研究了全球多个地区（包括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英国）谁具备原居养老的条件。 她的初步研究发现，在魁北克，受教育年限较少（往往代表收入较低）的人，显著更有可能最终进入长期护理机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情况都大致如此。” 理财规划师指出，家庭最常感到震惊的，是原居养老的真实成本之高，以及人们普遍严重低估了这一点。 安省伦敦市的注册理财规划师Adam Chapman表示，很多客户认为留在家中一定比入住退休社区便宜，但“他们的账算错了”。 他说，每月5,000加元的退休公寓费用看似昂贵，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可节省的支出，如房产税、水电费、房屋维护和车辆费用，以及 出售住房所能释放的资金。 规划师们认为，最好的防线是尽早开始家庭讨论。温哥华的注册理财规划师Julia Chung建议，在危机发生前就明确沟通：父母的意愿、谁来承担照护、需要多少支持，以及哪些省级或联邦税收抵免可以帮助减轻负担。 宏利财富（Manulife Wealth）财富规划与业务管理负责人Julie Seberras表示，家庭讨论中，必须明确究竟是谁在为哪些费用买单。 “如果你想原居养老，往往意味着要依赖子女，甚至孙辈来提供照护，”她说，“这可能迫使家庭成员减少工作时间，进而影响他们自己的财务状况。” 她还指出，规划的一部分，是评估现有住房是否真的适合原居养老。很多家庭以为装修能解决一切，但有时搬家反而更安全、也更省钱。 在为原居养老储蓄时，并不存在一个“万能数字”。Seberras建议保守规划：假设自己能活到95岁，而不是平均寿命83岁，同时为通胀和护理需求增长预留缓冲空间。 阿省独立理财顾问Robb Engen表示，许多家庭会使用反向抵押贷款或房屋净值信用额度来填补资金缺口，但利息会迅速累积。 “你需要一定的安全边际，而不是完全依赖房屋净值，”他说，并建议客户利用免税储蓄账户（TFSA），为未来的房屋改造或个人护理预留资金。 对Cathy Soda来说，经济现实与照护带来的情感压力已经交织在一起。她自青少年时期起就未与父亲同住，在母亲去世后，她更加珍惜与父亲共度的时光。 尽管如此，她仍感慨自己低估了搬家的冲击。“我没意识到稳定性有多重要，”她说，“从一个空间搬到另一个空间真的很难，建立新生活节奏花了很长时间。” 她也学会了 扩大自己的支持系统。“我不太会开口求助，这是我的问题。我必须学会向别人求助，”她说。她给其他家庭照护者的建议是：要做好 持续变化的心理准备。 “这几乎就像养孩子一样，每一年都不一样。” 即便日子漫长、经济上不断取舍，她仍觉得自己在做该做的事。“我只是告诉自己，这是你人生的这个阶段，这就是你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