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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日，加拿大部终于公布了选拔明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快速移民”(Express Entry)的评分细则，快速移民将包含联邦技术移民(Federal Skilled Worker Program，简称FSWP)、联邦技工移民(Federal Skilled Trades Program，简称FSTP)和经验类移民(Canadian Experience Class，简称CEC)以及各省的推荐移民(PNP)。　　如果资料齐全、评分较高，移民部将会在最短时间内批准申请。同时，潜在的申请人需要登记个人档案，而省政府和各个公司可以在登记系统中寻找合适的员工。但是新系统推出后，引来了许多争议和疑惑，很多申请人担心自己的最终评分在新系统中不占优势，都打算在最后关头投出移民申请，希望能赶上今年移民的末班车。　　移民部此前还在官方网站上误登了今年经验类移民8000名额已满的消息，令许多申请人惊恐不已。虽然移民部迅速澄清了事实并努力宣传新系统的好处，但是大家对于新移民系统的信心显然不如移民部这么大。　　移民政策变化有雇主最重要　　此次移民新政策变化很大，但是对于许多申请人来说，快速移民系统的改动是否对自己有利，确实需要仔细衡量。　　明年加拿大将吸收约26-28.5万的移民，其中家庭团聚移民6.8万，4.7-5.1万来自于技术移民，2.1-2.3万是经验类移民，还有 4.6-4.8万的省提名移民。虽然现在很多细则和评价标准并没有完全定下来，但是基本上，移民部会按照申请移民的人的分数从上往下择优发出移民邀请。　　就移民部的新系统的改动内容，《加西周末》的记者采访了泰瑞移民的总裁Terry，请他在专业方面对新政策做出解析。Terry表示，新系统和以前的录取方式完全不同，在以前的系统里，只要分数合格，当年还有名额，移民申请就能得到批准。以技术移民为例，67分就是合格线，无论申请人哪方面有短板，只要他的最终评分能达到67分就行。在旧的系统中，得到67分的人和得到70分、80分，甚至满分的人没有区别。而在新的评估系统中，申请人要尽力获得更高的分数才能有更大的机会。　　根据移民部网站上的评分标准，评估内容涉及核心/人力资本因素(Core/human capital factors): 包括年龄、教育水平、官方语言能力以及在加拿大的工作经验。如有配偶或同居伴侣，则对配偶的各项技能做出衡量(Spouse or common-law partner factors)：包括配偶的教育水平、官方语言能力、加拿大工作经验。技能可转移因素(Skill Transferability factors)：对语言能力、教育水平、加拿大工作经验、外国工作经验以及技工专业证书等因素都会计分并合并考虑。额外加分(600分)：如获得加拿大雇主的工作聘用书(Arranged employment)或得到省移民计划提名(Provincial or territorial nomination，简称PNP)，可以额外得到600分。　　满分1200分是一个人各项能力得到评估后能达到的最高分数，1200分中能达到600分以上的申请人进入到系统中并被录取的可能性才会非常大。而在综合评分内，雇主的安排(工作聘书或是省提名)能直接让申请人得到一半的分数――这也是移民部此前就强调过的，在新系统中雇主意愿占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加拿大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在本周对众议院表示，获得了加拿大雇主的聘用书或省移民计划提名的人将成为“首选”，加拿大将在明年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对符合资格的人发出第一批移民邀请;之后每两个星期将有一次“抽签”。换句话说，有雇主就等于能移民，没有雇主，想要从新的评分系统中脱颖而出是非常难的。哪怕申请人在其他方面不够优秀，只要他能获得雇主安排，就比其他人有了不可比拟的高起点。　　但如果一个申请人在没有雇主的情况下，单纯靠自己个人的其他因素来评分，最多也不过是满分的一半。与有雇主安排，还能因为年龄、英文、经验等其他项目增加分数的人，有着天差地别的分别。即使持有博士学历，也不过是比有学士学历的人多出22分。　　外联出国的项目总监Frank Chen告诉《加西周末》的记者，根据外联出国以往办理曼省EOI意向申请系统的经验，今后联邦技术和经验类移民想要获得成功，最关键的是要拿到省提名或符合要求的工作雇佣，增加分数，帮助获得移民局的申请邀请(Invitation to Apply)。　　移民部这次对移民申请系统的改动不可谓不大，对比以前联邦技术移民打分标准，满分100分的技术移民评分中，有雇主和没有雇主，权重差别只有 15%，优秀的申请人可以用其他方面的额外分数弥补没有雇主的差异，而新系统中，雇主占的权重是决定性的50%，申请人本身如何优秀，不能对分数做出决定性的改变。　　Terry认为，政府的快速移民系统其实就是雇主意愿移民系统，是加拿大政府对雇佣关系的认可和肯定。加拿大政府为了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对通过省提名(PNP)、或是有劳工市场影响书(Labor Market Impact Assessment，简称LMIA;原LMO，Labour Market Opinion，劳工部批文)，或是通过工作银行(Job Bank)找到了雇主，得到正式聘书(Job Offer)，建立了与加拿大的雇佣关系的申请人，政府就迅速给予表示认可，让其可以快速移民。　　宜家移民的顾问梁灏东律师对《加西周末》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为新政策设计了新的评估方式，对于分数很高的申请人，政府能直接发出移民邀请，减少了优秀申请人的轮候时间。这样的处理方式能大幅减少文件积压。而这种做法其实也算是保守党政府对过去移民政策的检讨。此前，加拿大利用技术移民项目引进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与此同时，加拿大新移民的失业率仍是屡高不下，案件积累也是与日俱增。　　联邦保守党政府曾表示，自由党实行的移民政策已经不再符合当前加拿大的利益，需要作出修改。从2008年开始，加拿大联邦移民部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清理联邦技术移民积压并对移民政策作出调整。2008年将可移民的职业从300多个缩减到38种;2010年，除了再次对紧缺职业类别进行缩减，还对申请数额加以限制;2012年6月，退回了2008年2月27日之前的28万份申请并退还1.3亿申请费用;7月，除了已被雇主雇佣和有博士学位的申请人，暂停了技术移民的申请……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2014年12月初，由位于多伦多大学内的独立公共政策智库莫厄特中心(Mowat Centre)公布的本地技术移民工作前景报告中显示，2013年，有大学学历的技术移民的失业率是本地同等学历的人的4倍以上。即使得到了雇佣，新移民的收入也比本地工人低，根据统计，要追上这个差距新移民需要在加拿大工作10年，对于有些移民来说，这个差距永远不会缩小。　　莫厄特中心在加拿大访问了80多位专家、学者、雇主和政府经济发展官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需要加强与雇主的合作，增加沟通，了解第一手资料，并对企业的诉求增加重视，从而了解本地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把对技术移民找工的需求的关注，转向对企业需求的关注。莫厄特中心的主任Matthew Mendelsohn很欣赏联邦快速移民计划，他认为由公司主导挑选移民，可以大大减少移民来到加拿大以后的失业问题。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等于是政府将应该由政府负责的引进加拿大需要的人才和引导移民就业的责任，推到了移民自己和雇主身上。移民部此次推出的新政策，除了雇主安排占评分一半分值以外，只剩下用Job Bank(BC省称之为Work BC)为雇主和申请人配对(Match)一项，其他方面的帮助极其有限。而Job Bank的配对系统现在仅有大致的框架，如何配对的细节并没有出台。　　虽然保守党声称目前的政策是检讨和修正以往政策漏洞，但是新政策真正实施后的效果以及对加拿大的长期影响，现在并没有实际结论。　　总体来讲，移民部在雇主方面做出的政策修正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改善，对于那些能够得到雇主支持的人有了一定的政策倾斜。新政策的实施表明了加拿大政府不再依靠个人的背景来评估，而是更看重申请人的实际能力。并给与这些申请人更快的审批速度，虽然可能会因此失去一些优秀人才，但是在政府看来，快而简单的系统更符合加拿大国情。能得到雇主认可的申请人，首先是有一定的实力，对加拿大比较熟悉，而且在加拿大有一定的人脉，从而能得到雇主的支持。这些人无需政府扶持，能更好的在加拿大生活下去。　　经验类移民是利好还是悲剧　　如果说新政策对于有雇主聘书或是省提名的人来说毫无影响，那么对留学生来说，新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放松了申请的限制，但是却增加了竞争的力度，客观上加大了留学生申请移民的难度。　　最近5年，加拿大的确放宽了对临时居民的要求，导致外劳和国际学生的数量大增。虽然近两年，政府开始收紧相关政策，严格控制外劳数量并设立留学生学校白名单，减少留学生的滞留。但相对于投资移民被一刀切的情况，加拿大政府最近还2次放松了经验移民的要求，并增加了配额，使得留学生倾向于选择的经验类移民占总体移民的比例越来越大，留学生移民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从2009年接受2545个移民，到2013年的10000人，4年内增加了近4倍。　　符合经验类移民的留学生必须有3年以上大专本科学历，而且需累积1年的工作经验，这个群体的年纪轻、没有家庭负担，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是最好的也是最有生命力的移民人群。前移民部部长康尼曾表示，“我们相信，经验类别是加拿大移民计划的未来。”新政策还将此前被删除的6项经验类移民项目，包括行政人员、行政助理、会计技术人员/簿记、厨师、食物服务监督人员以及零售销售监督人员重新列入了可申请移民职业。新政策还带来一系列其他的好处，除了取消限制以外，经验类移民的名额也比以前多了。有人因此高呼“加拿大经验类移民复活了。” 　　虽然看起来是利好的消息，但是实际上，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大趋势还是在收紧。相比于逐年扩大的经验类移民数额，加拿大的移民总额并没有扩大多少，近几年依然保持在每年25万人左右。　　无论是技术移民、技工移民、经验移民，大家都是在一个小池子里抢夺移民指标，而留学生挤压的是家庭团聚、技术移民的份额而已。　　客观上讲，对于刚毕业没有工作经验的留学生来说，新政策并没有让他们占有多少优势。同等条件下，反而是有学历、经验和技能证书的技术移民更容易通过筛选。　　有移民律师表示，许多人分数相同，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出现一个人收到移民邀请，而另一个人被拒绝的情况。而申请人根本无从得知自己的排名和被拒绝的原因，只能在第二年重复申请。　　此外，以前通过经验类别申请移民的时候，留学生只要找到雇主，有符合加拿大国家职业代码(NOC)的O、A、B职位，薪水符合标准，就可以直接申请移民。新政策实施后，留学生想要安稳的获得经验类移民邀请，就需要让雇主帮忙申请市场影响评估(LMIA)。而根据移民业者的经验，在大温哥华地区，想得到市场影响评估书的难度比申请BC省提名还难一些。　　Terry认为，虽然相关细则并没有完全敲定，但是移民部既然提出了这个要求，那么就不太可能出现雇主聘用了留学生就等同于给予了“正式聘书”的情况。今后留学生想要通过经验类移民，要么和技术移民一样提交申请，等待被选中，要么就要想办法用LMIA来为自己加分。　　劳工市场影响评估(LMIA)不是由移民部审批的，而是由Service Canada联邦就业及社会发展部管理。Service Canada会根据当地的就业率和申请这类工作的人数来决定是否批准申请。如果他们认为在温哥华地区不缺少符合这个职位要求的永久居民，那么他们就不会允许雇主雇用海外留学生，抢夺当地的就业机会。　　申请LMIA本身也需要花费不少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雇主需要先在本地做一段时间的付费广告，给出较高的薪资，招聘合适的加拿大居民，在招聘无果的情况下才能提出申请，而收到申请的Service Canada可以依照当地情况，做出主观判断。　　留学生能够申请的职位大多属于初级职位(entry level)，并没有特殊工作技能和经验，很少有雇主愿意为留学生申请劳工市场影响书，即使有雇主愿意花5000元刊登广告并花1000元提交资料，Service Canada也很容易就得出这些职位不缺人，可以在当地找到更合适更有经验的人选，无需雇佣留学生的结论，雇主也就无能为力了。此外，根据梁灏东律师的经验，联邦就业及社会发展部会致电，就是否做足了招聘本地人的功课等问题进行询问，如果雇主英文沟通上有困难，可能会对评估造成一定影响。　　Terry预计，在新政策下，对于留学生来说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向小镇(regional area)发展，因为小镇的某些行业确实非常缺人，批下LMIA的可能性较大。相对而言，在温哥华地区申请LMIA的难度是很大的。　　他还表示，看起来新政策是在放开移民条件，但其实是在收紧。联邦保守党制定新移民政策的时候似乎是在玩一些政治游戏：他不可能完全把某个移民项目砍掉，会在大选前给选民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他开始大肆宣传要停止经验类移民，但是最后没有停;他宣称增加经验类移民的数额，简化申请方式，但实际上把责任推到了Service Canada身上，让人以为还有希望。但之后Service Canada怎么判定，申请人能不能移民，都和移民部没有关系，属当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想放松就放松，想收紧就收紧。　　Terry透露，Service Canada的现任主管联邦就业和发展部的部长是前移民部长肯尼，他在移民政策问题上一贯都非常强硬，加拿大这些年的移民政策改变都是他主导的。他和梁灏东律师一致认为，Service Canada是否会配合移民部新政对留学生移民方面网开一面，或是像以前那样，对已经有工作经验的留学生免除劳动市场影响评估书的要求也是未知之数。　　Terry还认为，政策刚出台的时候，通常会放松限制，让一批人过关，但是之后对申请人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所以如果要走新系统，尽快提交申请，或许会通过的可能性会更大。　　保持社会平衡还是“冷战”思维作祟? 　　此前，《加西周末》就刊登过“中加双赢还是中澳双赢”的文章，在澳大利亚与中国达成无关税协议，建立人民币清算中心，开放投资，降低审批标准……作为与加拿大非常相似的国家，澳大利亚也使用的是意愿表达移民系统(Expression of Interest，简称EOI)，根据实际需求，自动调配移民申请者，并发出相关邀请函。此外，澳大利亚对每个职业都有申请人数限制，EOI的有效期是2 年。　　与加拿大的新移民系统相比，澳大利亚的年龄限制较宽松，对英文要求较高，比较看重相关工作经验，偏远地区担保(类似于省提名)最多只占总分的1%。对于分数相同的申请人，移民邀请是按照递交顺序发放的，而不是像加拿大这样允许黑箱选择，随便插队。　　同样是偏重于劳工市场需求的移民政策，澳大利亚并没有将雇主意愿放在其他申请条件之上，而加拿大的这种移民政策，并不占有很大优势。将决定权交给雇主的行为其实是在鼓励已经占有优势地位的雇主更有权力压榨雇员，并为申请移民增加难度。这种不稳定性会极大的影响加拿大的国际竞争力。如果对经验类技术类移民的要求提高，那么潜在的申请人可能会转向澳大利亚等花钱留学就可以移民的国家。　　长期来讲，加拿大这种偏重于劳工市场需求的移民政策，导致得到优先移民权利的是能给加拿大带来短期经济效益的移民和临时外劳。通过省提名等雇主推荐收取的可能是能力强大的申请人，但有可能是只能给加拿大带来短期效益的人。　　申请人是否真的符合加拿大移民的标准，为加拿大做出长期的贡献，在新政策的规定下，政府都没有多少的掌控权和监督权。虽然移民部同时推出了“排除令”(Fast Removal of Foreign Criminal Act，快速遣返外国罪犯法)，对申请文件造假的人，将遣返和禁止申请永居的时间从2年延长至5年，但快速遣返外国罪犯法恐怕不能阻止一些能力不合格，但是与公司达成私下协议，获得雇主支持的移民申请方式。此外，在移民总人数没有扩大的情况下，增加省提名的移民指标就等于再次削减了技术移民的比例。省提名的增长说明这些职业的需求量很大，但如果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计划，仅仅依靠省提名，对于就业问题本身的帮助，无异于杯水车薪。　　从一开始提高对各个项目的移民的语言要求，到限制和暂停与劳工市场无关的移民类别，如投资移民、家庭团聚及难民都有被限制申请数量或被暂停的情况，取消对新移民语言课程的补助，都证明了加拿大保守党偏重短期劳工市场需求的移民政策。　　联邦保守党认为新来的投资移民没有贡献，纳税太少，其实都是以点带面的借口。他们用英文水平等条件限制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看似是在保护加拿大，加强对外来人口的控制，但是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解决办法。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加拿大如果想要最大限度让新移民做出贡献，就应该更多的考虑让移民的来源多元化，加强新移民与本地以及老移民社区的联系，吸收不仅能创造短期利益，也能做出长期贡献的移民，应该鼓励移民的融入和子女教育。愿意投资的可以拿钱投资，愿意贡献青春的可以申请经验移民，有工作经验的可以申请技术移民，这样才能保护加拿大未来的发展能力。

1月1日，一段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记录的是踩踏事件发生时，外滩观景平台上有数名年轻人大声喊“往后退”，不断给人群予以提醒。这些年轻人被网友称为“后退哥”。吴登民，1981年出生，湖北人，现在上海工作。两天来，外滩事故的亲历者受访回忆起那场可怕的事故时，几乎都提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声音：“后退！”“后退！”正是这个简单的词汇扭转局面，挽救无数人的性命。事后，网友给这个群体取名为“后退哥”，多方信息显示，事发时现场齐声喊出“后退！”“后退！”声音者大约有上百人。昨晚新京报记者辗转找到了他们中间的一人，吴登民，1981年出生，现为上海一旅游公司的主管。事发时，他处在现场最中心，就快要被人流压倒，于是大声向站在高处的年轻人喊：“快喊（后退）！”“快喊（后退）！”他不确定自己的声音是否被听到，但随后那句救命的“后退”声开始齐整，更多人一起大喊，厄运终于至此止步。昨晚，在一家快要打烊的快餐店，新京报记者对话吴登民，他原本不愿再回顾这起事故，更重要是不想让远在湖北的父母知道他曾经历生死，但终究觉得，扭转事故的这句“后退”声是笔财富，应该被总结和铭记，于是他坐在了记者面前。 “没想到危险发生了” 新京报：你当时为什么去外滩？吴登民：因为跨年嘛，几个在上海的要好的朋友决定聚一聚，于是当天约到了一起。一共8个人，先是去一家湘菜馆吃饭，后来决定去唱歌，但到了KTV之后，人太多了，已经没有地方，有个朋友说外滩有灯光秀，于是大家决定去外滩。新京报：你到外滩是几点？你意识到情况不对又是什么时候？吴登民：我当时看了下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多，此时南京路上的人就很多了，因为最佳观灯位置是观景平台上，大家还是决定往那边走。此时，走路已经比较困难了，人挤人。走到陈毅广场上时，人基本上已经很难自由走动，我意识到可能会有危险。我的个性一直都是比较理性冷静，老婆经常说我，怎么也不见我生气。新京报：感觉到危险后，你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吴登民：我觉得靠墙边应该比较安全，于是就抓住老婆的手，她后面牵着另外3个女同伴，就这样手拉手，大家挪到前方的墙边。此时，另外3个同伴已经走散，人太多了。我当时距离登上观景平台的台阶大约就是15米左右的样子，这时接到其中一个走散朋友的电话，他已经走到了观景平台上，他手机开着闪光灯，一边打电话一边朝我们这边挥手，于是我们还是决定上观景平台，毕竟那个地方才是最好的观景位置，当时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危险。新京报：上了台阶以后呢？你是什么时候陷入危险当中的呢？吴登民：很奇怪，当时台阶上的人流好像突然一下子松散了一下，不是那么多人，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往上走，我就沿着墙根，抓住老婆的手，顺着台阶往上走，大概15秒左右的时间就到了观景平台上，没想到危险发生了。那时，我和老婆刚刚走到观景平台上，突然就听见好多人说，要下去、要下去，人流就像大水冲下来一样，把我们一下子冲下去，人被倒着挤到台阶中间的平台上。（事发地是一个17级台阶，第一级台阶8步，第二级台阶9步，两级台阶中间有个一米多宽的小平台）因为我们是往上走的，人流冲下来时，完全没法转身，都是被倒着冲下来，到平台时动不了了，特别无助。 “快喊，快喊” 新京报；你感到无助时，你和你老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吴登民：我还抓着她，老婆前后都是两个大个子，她被夹在中间动弹不得，她跟我说：“老公，我呼吸不过来”奇怪，我当时很冷静，我告诉她，你万一倒下了，一定要把头护住。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如果两个人都有事，我会保她留下来。新京报：怎么保护她呢？吴登民：我看见在老婆的前方，有个人正死死抓住墙边的护栏，那个人特别魁梧，他应该是安全的，我想如果有事，我要拼最后一把，把老婆推到那个人身边。事后老婆告诉我，其实她当时已经抓到那个人的衣服。我在我老婆的后面，被前面的人挤着，倒着身子，已经40度左右的向下倾斜，如果人再往下挤一下，我就完蛋了。新京报：那你是怎样化险为夷？又是怎样让大家喊出来后退后退的呢？吴登民：我看见观景平台的墙上站了好几个年轻人，其中一个人穿着灰色衣服，他们正做着手势，示意大家往后退。我觉得这样没用，就大声朝他们喊“快喊”“快喊”。新京报：你的意思是？吴登民：他们已经在指挥大家后退了，但是应该喊出来才管用，求生的本能让我冲他们大喊，让他们快喊、快喊。我特别害怕，后面已经有人被压住，有人在惨叫，我觉得是一种求生的本能。新京报：有效果吗？吴登民：我也不知道他们听到我的声音没，兴许压根就没听到，但是有几个人开始喊“后退”，渐渐地，“后退”“后退”的声音越来越大，更多的人加入，大家一起喊，往下冲的人流终于止住了。新京报：你得救了？得救以后你做了什么？吴登民：对，往下压的力量退去，一个人把我拉了一把，我终于能够站直。接下来，我见那群站在上方墙上的年轻人开始往上拉人，我扶着我老婆，请求把我老婆也拉上去，一个小伙子伸出了援手。 “我想拉几个人，能拉几个是几个” 新京报：你老婆获救后你也想跟着爬上去？吴登民：没有，我老婆被救上去后，特别着急，冲着我喊，赶快上来，赶快上来，但这会儿，我已站在墙角下，抓住了台阶边上的护栏。我跟我老婆说，不要紧，我这里很安全，没有事。我想拉几个人，能拉几个是几个。新京报：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拉人的？你拉了几个人？吴登民：我本身就是被别人拉了一把，毕竟我是一个男人。接下来，我右手圈住栏杆，左手上前拉。我觉得这样既能保证自己安全，又能救人。救了几个人，记不清了，真记不清，但记得拉过来都是女孩子。新京报：哪几个人印象深刻？吴登民：有个女孩子，披肩长发，20多岁的样子，我把她拉过来后，她说，“不行，我站不起来”，她双腿已经被挤得连站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说不行，你必须站起来。新京报：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形？吴登民：前方都是被压的人，人几乎是被堆起来的。记得有个老外，黑人，很年轻，把这个女孩拉过来时，她好像受惊吓过度，就像落水求救一样，双手乱抓，死命地拽着我。这时候警察也赶到了，更多人开始救人。新京报：终生都没法忘记这个场景？吴登民：是的（很痛苦），我们拉出来一个女人，当时身体就像一摊泥一样，我摇她，身体软软的，台阶中央的平台上这时空出一块地方，我们几人就把她往外拖，放在平地上。人已经不行了，之前在公司曾经有过培训，我给她做心脏复苏，使劲按压胸腔，但无济于事。旁边有人说要掐人中，于是又掐，用很大力气，还是没效果，有人说要扶起来抖，还是不行。新京报：很沮丧？吴登民：是的，当时还有人说，应该人工呼吸，她的同伴做了，我教她，要先深呼吸，然后再人工呼吸，做了一会儿，还是没能醒过来。 “那声音是一笔财富” 新京报：当时现场是怎样的？吴登民：这时我就听到前面很多人在数秒，前方大概也就10多米的样子，5、4、3、2、1，人们大声数新年倒计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这边出事了，反正我当时特别的沮丧、很无望的感觉，筋疲力尽。新京报：因为什么？吴登民：你想想看，那边是一个很欢乐的场景，只是相隔这么点远，就在这个小的平台上，一个姑娘再怎么都救不回来……（沉默数秒），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当时的情形。新京报：再见到老婆是什么时候？吴登民：一个多小时后，因为现场手机没有信号，走到附近的四川中路手机才有信号，终于拨通了她的电话。新京报：这次再见面是不是很不一样？吴登民：没有，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劫后余生、相拥而泣的感觉，我说：老婆，我们今天捡回来一条命。反倒是我老婆特别感激我，她说：老公，要不是你，我就没命了。后来她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大意是感谢老公，说我是她的精神支持。我看了之后，很幸福。新京报：这两天睡得怎样？吴登民：不怎么好，白天还好，闭上眼睛，就会想到当时的情形，我拉起来的那几个女孩，特别是那个怎么都救不活的胖胖的女孩。新京报：还会再去外滩吗？吴登民：肯定会去，但不是人多的时候，我跟我老婆说，以后再也不会去人多的地方，不仅我不去，也不会让亲人和朋友去。我当然不会告诉他们我的亲身经历，但会告诉他们，如果要去，你看，上海外滩的踩踏就是教训。新京报：现在怎么看“后退”这个声音？吴登民：如果不是这个声音，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后果，当时的情况是，大家整齐地喊后退时，往下冲的劲儿好像一下子就收住了，其实这个时候，除了已经被压倒在地上的，其余在台阶上的人基本上都是压着倾斜着，就像一个倾斜的翻斗，再来一点力，估计就全倒了。今后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声音：“后退”，千万要冷静。对我个人而言，这个声音是一辈子的财富。如果不是这个声音，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后果，当时的情况是，大家整齐地喊后退时，往下冲的劲儿好像一下子就收住了，其实这个时候，除了已经被压倒在地上的，其余在台阶上的人基本上都是压得倾斜着，就像一个倾斜的翻斗，再来一点力，估计就全倒了。——吴登民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谷岳飞崔木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