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省最高法院近日作出裁决，一名富商向其前女助理转账超过510万加元并用于购置多处房产的行为，并不构成“赠与”，相关资产须部分或全部退回。
疾病与迷恋
原告道格拉斯·阿尔弗雷德·贝克曼（Douglas Alfred Beckman）起诉其前员工凯伦·梅·文奇（Karen May Vinci），指控其在2020年至2022年4月期间收到的资金实为“贷款”，而非赠与。他主张，即便法院认定为赠与，也是在对方施加“不当影响”的情况下作出的。
而凯伦·梅·文奇则反诉称，这些资金确为赠与，同时指控自己遭不当解雇及性侵。
根据法官的裁决，贝克曼于2017年末聘用了凯伦。当时，他正经历着与长期伴侣分居、公司上市的压力以及“亨廷顿舞蹈症逐渐加重的身心影响”等种种困境。
裁决指出，贝克曼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包括房地产、“预制房屋”以及他父母的移动房屋生意。他的父亲也患有亨廷顿舞蹈症，无法继续工作后，他接管了父母的移动房屋生意。
贝克曼在遇到凯伦时，正准备将公司上市。裁决显示，他出售了自己持有的股份，获利“数百万加元”。
裁决还指出，贝克曼拥有五家汽车经销店。
正是贝克曼的密友以及他旗下汽车经销店的首席财务官注意到他的困境，并建议他聘请一位私人助理。
判决书写道：“从一开始，贝克曼和凯伦之间的关系就更多地是社交关系而非职业关系”。
贝克曼和凯伦很快就形影不离。他们一起社交、吃饭、旅行。2017年12月，贝克曼聘用凯伦后，带她去了自己喜欢毛伊岛。到了2018年1月，贝克曼又带凯伦去了毛伊岛。在凯伦工作的这段时间里，贝克曼和凯伦多次前往毛伊岛。无论是在毛伊岛还是在BC省，贝克曼都承担了凯伦的餐费、交通费和其他开销。
根据判决书，贝克曼几乎立刻就对凯伦“着迷”，从2018年1月开始就反复告诉她他爱她。
法官的判决书后来推测，贝克曼的迷恋可能是“由于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及容易执着或痴迷，而这两种情况都是亨廷顿舞蹈症的常见症状”。
贝克曼在聘用凯伦时，病情尚处于早期阶段。他的同事和朋友向法庭作证说，贝克曼的症状——包括协调能力差和言语障碍——对陌生人来说“显而易见”。
多名证人向法庭表示，他们曾警告凯伦，贝克曼的病情使他“很脆弱”，她应该与他划清界限，例如拒绝昂贵的礼物。
三栋独立屋和两套公寓
2020年3月，新冠疫情限制措施生效后，凯伦一家成为了贝克曼社交圈的一部分。
判决书写道：“贝克曼会给凯伦发短信，说他爱她和她的孩子们。与此同时，他却很少见到自己的孩子”。
大约在同一时期，双方开始发生交易开始。
法院审理确认，贝克曼在2020年至2022年间累计向凯伦转账超过510万加元，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房产及资产：
总而言之，贝克曼向凯伦提供的用于房产购买和翻修的资金总额超过510万加元。
并非贷款，也非赠与
法官指出，“没有任何同期文件”表明这些资金的用途是贷款，也从未偿还过任何款项，而且——实际上——凯伦税前年薪6万加元根本无力偿还这些款项。
判决书总结道:“鉴于上述情况，我认为道格和凯伦之间，以及任何被告之间，都不存在任何贷款协议”。
法官认为，凯伦的证词以及被告方传唤的其他证人的证词缺乏可信度和可靠性,无法证明是赠予的礼物 。
值得注意的是，凯伦的前夫曾从事银行业，他建议凯伦让贝克曼签署“赠与函”，以书面形式记录贝克曼的意图。虽然他为此起草了两份这样的赠与函，希望贝克曼签名。但法院判决表明，凯伦从未签署，也无法充分解释原因。
根据凯伦的行为，法官推断她没有将赠与函交给贝克曼，是因为她“肯定意识到”贝克曼不太可能签署。
因此，法官裁定，被告未能证明这些财产转移属于赠与。
法官还裁定，由于凯伦对贝克曼施加了不正当影响，被告不应保留这些赠与。
即便假设资金属于赠与，法院也认为该赠与因“不当影响”而无效。
判决指出，由于贝克曼的健康状况、情感依赖以及双方长期密切接触，凯伦处于能够影响其决策的位置，并“在事实上支配其意志”。
法官认定，凯伦故意向贝克曼的其他员工和顾问隐瞒了资金转移，无视了他们关于她不应接受贝克曼贵重礼物的警告。
“我认为凯伦把贝克曼视为改善自己和家人经济状况的机会”，判决书写道，“凯伦曾向朋友吹嘘她的老板爱上了她。她告诉一位朋友，她的计划是为贝克曼工作四年，然后她和孩子们就能衣食无忧了”。
法院认定，凯伦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贝克曼明确有赠与意图，因此未能推翻“资金应视为信托财产”的法律推定。
性侵指控部分成立
在反诉部分，法院驳回了凯伦关于“因拒绝结婚被解雇”的说法，但确认贝克曼曾在夏威夷一次进入其房间并在其床上实施不当性行为。
法院因此判令贝克曼支付1.5万加元赔偿金。
房产须转回原告名下
最终裁决要求：
法院裁定，这些资产实质上属于信托财产，应归还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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