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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这个时代被李敖奚落了 但他的情绪是挫败的
他愿意为自己的价值舍生取义，让自己活得这么困难。歌德讲，一个人幸福的泉源就是他不幸的来源。李敖是了不起的，但他自己为之做出的牺牲、别人对他的批评就会成为他另一部分扭曲的来源。 口述：陈文茜，采访：刘周岩，实习记者：刘馨遥 他选择了蜀道独行 在他告别我们之前，多数人早已告别了他。而我至今仍无法提笔，写一篇悼念他的文章。你们让我谈，我就来谈谈，一个跟很多人想象中可能不太一样的李敖。 李敖的生日是4月25号，他如果活到84岁，我们就相识整整41年了。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认识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坐牢出来。如果换作其他人，已经吃了这么大的苦头，坐牢出来后一定会想办法低调，该受的教训已经受了，接下来得想办法生存下来。 可他不是，他没有想办法讨好谁。他在《文星》杂志时期写了《老年人与棒子》等很多重要的文章，在台湾已非常有名。如果他愿意做一点点妥协，以他的才华与知名度，可以通过著作拥有很高的收入。李敖不愿意这么做。美国的大学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国民党不让他出去，但蒋经国方面也派人希望能够跟他和解，让他去做东亚研究所的合作研究员。他绝不向体制妥协，因此，他不得不做很多人不屑做的事情。
陈文茜（右）与李敖
他不想被国民党拉拢，但又必须维持生活，他想到了什么办法呢？台湾那时很穷，他就想办法“勾结”（我讲他就用他的字眼）美军顾问团里的人，把美国进口的二手冰箱、冷气机拿出来卖。他卖的时候会把价格抬高，这是他赚钱的第一个方法。他赚钱的第二个方法是，谁惹了他，他就告谁。从那时开始，他变成一个很爱告别人的人，动辄兴诉。别人从这里看到的是鄙夷，我刚好相反，看到的是佩服。因为我知道他的不肯妥协。 在他50多岁之前，他所有的书籍和文章全部被查禁。我23岁的时候，担任台湾《中国时报》美洲版副刊主编，我想可不可以找李敖来写文章。因为他坐牢前写过一本《传统下的独白》，非常轰动，那我想约他写一个《独白下的传统》，谈他对传统的反思。我以为谈传统比较不牵涉时政，所以很可能过关。结果，登报的第一天，台湾的警长就来了。可见，李敖连一篇文章都登不出来。 现在的人，对那样的一个年代里李敖经历的事情很难感同身受。所以如今的台湾社会只好用虚弱的方法，来讨论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李敖1985年开始最后这段婚姻时，他还处于经济上负债的状态。他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财富，直到台湾解严，可以让他上电视节目，他的书能够在台湾正常出版，他才开始有比较稳定的收入。 这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年代，很多评论他的人，从来不曾为他们想要的开放做任何奋斗。有的人懂得在体制里如何生存、得到名声，获得理所当然、正正当当的金钱利益。李敖选择了一条很困难的“蜀道”，选择攀爬最困难的峻岭，所以他的生存方法就非常特别，也因此引起很多人对他的非议。 所以，我与他友谊的建立基础之一是这条主轴。如果没有这条主轴，我可能落入与凡夫俗子一样，只看到他的怪异、刻薄、阴暗面，甚至有时不近人情。当你没有一个大环境，看不到他这个人的主轴时，就会继续去看他的那些古怪。可是，你要了解，当一个人走蜀道的时候，他的气是喘的，他的肌肉是酸的，甚至他的人格会有一定的扭曲。我属于家境比较好的人，我知道做那种倒卖生意，还有经常起诉别人，会真的快乐吗？其实是不快乐的。
李敖曾经谈到，最不舒服的是人们常常把他跟龙应台相提并论。所以龙应台比较倒霉，她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他就写《大江大海骗了你》。除了他对龙应台的学问不以为然之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龙应台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比较懂得妥协的文人，她的写作诙谐，文字洋洋洒洒就能引起很大的共鸣。李敖觉得这种人得到掌声，在当时的环境下就是取巧。所以，我只能说“攻击龙应台”是一个现象。他骂龙应台，多少有不服气的成分。在他不服气的时刻，是不是表示，他认为这个时代的掌声，给了不应该给的人？这个时代被他奚落了，但他的情绪是充满挫折感的。 李敖一方面显得很幽默、快乐，另一方面则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在蜀道上独行的孤独。知识分子的基本形式是从“五四”开始的，李敖承继“五四”那一群人的精神。所以，在李敖的身上一直贯穿着两个因子：一是“五四”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爱国主义；二是梁山泊式的侠义。已经有人用“东邪西毒”来形容他了，这可能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可我觉得李敖好像不完全是这样的人。他会做梁山泊的人才做的某些事情。比如台湾乡土文学的倡议者高信疆，他是《中国时报》的副刊主编。如果没有他，当时很多的乡土文学，包括陈映真的书籍都很难出版。高信疆后来与《中国时报》的老板闹翻，就去了北京，发展也不顺利。后来他得了癌症，又回到台湾，潦倒到连找到一个好坟的钱都没有。李敖拿了70万台币给他。这是近10年前的事情，李敖那时自己也并不富裕。 他的前几任女友都说他看钱看得太重，包括胡茵梦也这样讲他。他既需要钱，又很爱钱，可仍然没有一件事情比他在乎的信仰来得更重要。《李敖有话说》这个节目既没有广告，又总是触犯底线，人们劝他不要讲这些。他去找刘长乐，动不动就说“我跟你们凤凰缘已尽了，我要跟你们‘翻了’”。刘长乐说：“我们可不要跟你‘翻了’，我们讲的是长久的关系。”刘长乐常常让我传话给李敖，请他珍惜凤凰这个平台。但因为李敖坚持某一些事情，他非讲不可，最后他就说：“那我不要做节目了。”凤凰卫视是他最重要的收入，他这么爱钱的人，立刻就不要钱了。所以，我也想问那些批评他的人，你们会为在乎的价值、信仰做到不要钱吗？ 活得不一样 李敖坐牢的经历，实际上给了他很大的创伤。坐牢之前，他已被软禁，每天都有人跟踪。那时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女孩家里非常穷，李敖自己也很穷。在那种情况下，他有梁山泊式的侠义，他拿钱把女孩的一家人统统带到台北，给他们租房子。他觉得那时所有的人都跟他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只有这一家人还一直愿意跟他往来，所以他心里充满感激。 后来李敖去坐牢，10个月后第一次被允许看报纸。你知道他看到的消息是什么吗？这个女孩的结婚启事。这个女孩家里太穷了，没有李敖照顾他们，一家人在台北活不下去。所以10个月后，女孩嫁人了。她嫁人那天，在报纸上草草登了一个启事。启事登出的当天，狱警就叫李敖了：“哎！你今天可以看报纸了！”李敖好高兴，然后看到那个报纸，他终生难忘。
旧时的绿岛监狱，李敖曾关押于此（于楚众摄）
难忘到什么程度呢？难忘到他得了脑癌，在最后一两个月快要死的时候，他几乎是完全昏迷的，他夜里做梦还会叫那个女孩的名字。他讲话已经口齿不清晰，照顾他的特别护士第二天问他的太太，说他晚上一直叫一个名字，这个人是谁？他太太立刻就知道是谁。 这代表那个女孩是他难忘的女性吗？我不这样认为。这个女孩后来在一个规模很大的律师事务所上班，我算是间接认识，所以我就问李敖，要不要安排他们见面。按道理，李敖不受男女之情束缚，如果他还爱那个女孩，他也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但他跟我说：“不要了。” 对他而言，往事是不回头的，这个女孩在李敖被软禁的时候一直陪着他，后来嫁人也是不得已。他那时一直觉得，要用全部的意志力来对抗社会的体制和媚俗的时代，他付出的代价不是只有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坐牢、失业、穷、负债、用变相的方法赚钱，不是只有这些东西。他付出的代价，其实还包括了一个人幽微的感情。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必须承认一件事情，看到报纸的那一刻，他彻底地被国民党打败了。 有些人批评他，他们在叙述某些事的时候，他们从来没看到，李敖本身是一个斗士，而他们是妥协者。作为斗士，李敖有不同的逻辑和不同的身份。比如，他在“立法院”戴着防毒面具喷催泪瓦斯，因为他看到国民党跟美国人勾结在一起，他觉得无力回天，这是他对抗社会的方法。如果你把他的大前提看清楚，你会发现，他把自己搞得像小丑一样，是一件非常凄凉的事。他一方面很凄凉，一方面是斗士。其他人根本就是懦弱者，他们可能西装笔挺，看起来很有风度教养，可背后包含了多少妥协、懦弱和伪善。 他的一生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惊喜，怎么可以有人把自己折磨成这样，就为了对抗、证明某些东西？他折磨自己的绝对没有比折磨别人的少。对我而言，他的存在是一种鼓励，鼓励我可以活得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我可以成为现在的我，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叫李敖。
1982年2月，服刑6个月的李敖走出监狱大门（人民文学出版社《李敖自传》供图）
我20岁出头的时候认识他，那时的我把头发染了七个颜色。你可以想象，在那个保守的社会里，李敖看到我就觉得，这个人在搞什么鬼？后来他请我吃饭，讲他换女朋友、遇到的事情，我就挖苦他，他听到后觉得我把他挖苦得很好，他嘻嘻哈哈地觉得特别好玩。我心里也有对他的崇拜和肯定，但我们之间不是晚辈与长辈的关系，而是我奚落他、他奚落我。 从我个人来说，我作为一个跟别人活得不太一样的女性，已经比一般人辛苦很多，更何况他呢？很多人将我视为“有争议的女性”，我不偷不抢、一生正直，我争议什么？我只是和一般女人活得不一样而已，或者说，我跟他们希望的样子不太相同而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定位”是社会体制对人的压抑，就像《1984》里的老大哥，不是政治议题的压迫，而是以无形的方式，压制你在每一个细节里不可以与众不同、不可以活出精彩。 一旦你做了不同的选择，别人不会理解你、佩服你，反而会在你身上挑毛病。那李敖之于我的意义是什么？他就是我的门神，他站在我前面，他千夫所指，我百夫所指。他挡在我前面，做我的盾。我每次觉得被压力压迫到不能呼吸的时刻，我只要打一通电话给李敖，属于我的生命就回来了。 周到的朋友 说到我跟他的友情，基础也正是我对他的“了解”。不论李敖有多少的争议，他为信念所做的，对我而言，我做不到。这就是我对他的佩服。至于其他的一些争议，他身上的缺点、阴暗面、男女关系里的自私，比如说他对女性的不够尊重等等，那些事情对我来说，是属于他缺点的一部分，但有些事情构成人生的主轴。 他对待朋友，是很周到的。在我的生日，他每一年3月25号早上8点半送礼物到我家门口，每一年都送，而且一定是早上8点半。我总是说：“李大哥你搞错了，我是11点57分生的，所以请你11点57分过来。”他说，他做这件事，人家都会感动，而我这个没有良心的家伙，还跟他说应该是11点57分。 我跟他对历史的兴趣都比较深。他英文资料看得比我少，我中文资料看得少。他就对我讲：“千万不要告诉民进党的杜正胜，因为陈文茜证明一个人可以不要练文言文，文章也好。”我就对他讲：“我是被你毒害的，因为以前《文星》杂志你们提倡全盘西化，那我就相信你啦，我们今天没有你的中文造诣，除了你很优秀外，还有你留下来毒害的种子，我应该向你请求精神赔偿的。”所以，我们花时间的地方不一样，会彼此分享见解。他看不到的，我看到了，我讲给他听，他会觉得有趣。他看到的，我是不懂的，他会讲给我听，我觉得特别逗。
我每次住院他一定都来看我，专门负责来讲笑话。我很爱养狗，我的狗就是我的小孩，狗死了我就哭，哭到两三条街外都听得见。他觉得我只要狗死了，我就快死了，他就会来看我。他看我的方法很滑稽，他觉得人不应该停留在伤感，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钱，都是白花花的现金往地上甩，还一直说：“我们挣了10万块，可以买一只狗，可以买两只买三只狗，你不要哭了！”一个人养了18年的狗刚刚死了，哪有兴趣去买狗？但是呢，你又会觉得他很可爱。 他八十大寿的时候，我要送他礼物让他挑，就跟他说：“李大哥，我要买瓷器给你。”他很喜欢瓷器，事实上，他是一个品味很好的人，他以前宁可饿肚子，也要买很好的东西，希望有好的生活品质。他喜欢英国的东西，刚好Wedgewood出一套纪念款的瓷器。另外，德国Meissen的瓷器也很好。我给他讲，中国最了不起的就是瓷器，欧洲最开始烧瓷都是软瓷，没有硬瓷。德国的泰勒神父来中国传教，在景德镇发现了烧瓷的秘密，他回去后，德国皇室把全国的瓷人都召集到一起，像监狱一样把他们关起来，逼迫他们烧瓷。有些瓷人半夜从高墙中跳出去，有的摔死了，有的摔断腿。英国知道德国烧出硬瓷后，找到断腿的瓷人，后来烧瓷就不再是什么秘密。我对他讲，德国Meissen的瓷器太贵了，如果要买的话，我只能送他一个壶和一个杯子，另一个可以送一整套。那我问他要哪个。结果，李敖就说：“我两个都要！”那我就都买给他了。所以，千万不要在李敖面前卖弄历史知识，你会下场很惨。 他转念不过来 李大哥并不是与我没有任何冲突，其实是有过的。比如，他很讨厌连战，但我跟连战在“立法院”里的合作关系是良好的。他后来又和小孩子吵架，还骂大S的婆婆。我就说：“你怎么这么无聊，骂人家婆婆干什么？”其实，他真正的原因是不喜欢《康熙来了》。他认为，《康熙来了》教坏了年轻人。他其实很疼爱蔡康永，觉得蔡康永很有才气，但是堕落了。他以为，一个社会的开放不应该是每天教你听一些低俗的东西。 我已提到，一个人想要对抗时代，会有某些人格的扭曲。他觉得他坐牢那么久、努力那么久、对抗那么久，争取来的自由被这些人搞成低俗。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去踢馆《康熙来了》，我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世界上失败的东西太多了，我承认失败后就会转念。所以，我现在说自己是住在台湾台北阳明山的村民，其他事与我没关系。我关心地球，关心全球变暖、中美贸易冲突、难民问题等，但我不关心《康熙来了》。李大哥虽然有幽默感，但他是斗士，转念转不过来的。 他骂大S婆婆的时候，他很生气地问我：“你怎么可以不跟我站在一起？”我就说：“因为你自己神经病，谁要跟你站在一起，我人生就三个原则。第一，我绝对不会得罪厨师，因为厨师可能会在你的饭菜里吐一口。第二，我绝对不会得罪医师，因为我生病要靠他。第三，我不会得罪殡葬师，因为人死了躺在那个地方，你不知道他要怎么对待你的尸体。所以，这三种人我都不得罪，你自己要得罪，你自己去。”他听完就哈哈大笑，他觉得我是对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跟他有交情。 李敖是个跟伪善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在他与《康熙来了》有一点冲突的时候，有一次我坐飞机刚好碰到蔡康永，他就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讲，他听后很难过，康永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以为李敖这几年过得很好，没想到他过得这么不好。为什么他会觉得李敖过得很好？除了没有往来之外，康永很难意识到李敖这种人对台湾的希望，包括一切从政治到文化现象的希望，而最后这个希望变成愤愤不平。
李敖参加《康熙来了》节目的剧照
李敖要竞选台湾“立委”，是发现患前列腺癌之后。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疾病会打倒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重视养生的人，他每天一定在他们家前面健走一个小时，他总是对我讲：“文茜我告诉你，你有一天会躺死。”我就说：“我没听说过躺死，我听说过走死。”我们就这样经常吵架。 他一生都在控制他的体重，他对我这种好吃、迷恋巧克力什么的很不以为然。当他患前列腺癌之后，这对他的打击是双重的，一个是癌症的面向，一个是男性的面向。我去看望他的时候，问他：“我不要再当这个‘立委’了，请问你要不要当？”他就说他想想看。 有一天，我主持《文茜小妹大》出来后，一堆记者围过来，我想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说：“李敖刚刚宣布参选‘立委’，还说你是他的总干事。”他要参选也不跟我讲，以我和他的交情，他不需要和我讲的，可我的回答是什么？我回答说：“我不是李敖的总干事，我是他总干事的妈。因为李敖送给我一只狗，那只狗的名字就叫‘李敖大哥大’，他的总干事是我的那只狗。”后来，李敖去登记的时候叫我陪他去，我就带着那只狗上电视，人家拍的都是那只狗。李敖就说：“你完全模糊焦点了！是我要选，怎么最后变成你的狗在选？” 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就是这样，我了解他这个人跟世界上其他所有人不同的、令人佩服的价值。歌德讲，一个人幸福的泉源就是他不幸的来源。李敖是了不起的，但别人对他的批评、他自己做出的牺牲就会成为他另一部分扭曲的来源。我充分了解这些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第一，多数的人不敢牺牲；第二，要牺牲就要变成圣人，但可能连教堂里的圣人都经不起检验；第三，不牺牲的人讲风凉话。所以，我觉得，信念差别太大。 最认真的写书在50岁之前 李敖发现他身体不好后，就搬下山来住。不过，他认为，“他身体不好”是错误的医疗信息。他是很注重养生的人，他觉得自己要活到100岁。那时，我举办了一个青年论坛，隔一段时间我们的公益项目会找娱乐明星、文化名人来，周杰伦、蔡康永、张忠谋等人都来过。我找李敖过来的时候，我秘书去接他，回来告诉我说“他不太会走路了”。我那时常常离岛，大概一两个月没有见过他。李敖对我说，他觉得脚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我就说：“你今晚讲完话，明天我们就去医院。”在那天晚上的讲话，他还说：“我告诉你们这些年轻人，我这个人的脑袋是最后一个可以打败电脑的人脑。” 第二天，我就把他带到我最熟悉的台湾骨科权威那里，医生判断可能是脊椎压迫神经，最不好的情况可能是脑出了问题。于是，我们立刻找了脑神经医学中心的主任，最终判定是脑瘤。此后，他每三个月去复诊，但他仍然不肯请外佣。以他的身体状况是一定要请外佣的，他绝对不准。他跟他太太讲：“你要用，我就跟你离婚。”他这个人就是这么固执，那我就打电话跟他讲：“李大哥，我告诉你，你如果走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发言人，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认为我不能代替你发言了，所以你死了也没办法起来反驳我。你只要走了，我就说李敖这个人是怎么死的？他是笨死的，因为他不肯请一个外佣来照顾，所以就死了。”他就只好说：“好，我同意，我接受。” 到了生病的第二阶段，他吃了太多激素，全身的抵抗力都变零了，脑瘤还没有恶化，很快就变成了致命性的肺炎。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呕吐，他的癌细胞已压迫到他的吞咽功能，最后只能插胃管。等到第三阶段，他有一段时间肺炎控制得比较好，他在医院吃了很多苦，曾经短暂回家。我去看他，拉着他的手，他跟我谈了一些话。 李敖很疼自己李戡和李谌，他担心自己走了以后，他们能不能过得很好。但他又不愿意跟家人一起过年，他在某些部分很不传统，我也不是很懂。他有很深的家庭观念，他可能有妻子还交女朋友，但他还有一个非常深的传统，就是“我太太就是我太太”。另外，他跟他妈妈处得并不好，他妈妈个性很古怪，大家都不敢照顾，可是他一定要照顾他妈妈到终老。他帮他妈妈的房子做很多细心周到的设计，是专为老年人用的，一个用人可以住在那里，开门正好可以看到老人的情况。我对他讲：“我觉得很奇怪，你每次讲这些，是很孝顺的。”他就说：“你搞错了，我不孝顺。”他绝对不承认这件事情，可是我明明白白就有看到。
李敖之女李文手持2005年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时在北京的合影（于楚众摄）
李敖知道自己得脑瘤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文茜，明年我要去北京办一个藏品展，把我与胡适字画几十年的浮生之缘，一个个地写出来。”之后，他就开始收集资料，从那时开始，我就请我的秘书每个礼拜三不要来我这里上班，去帮他剪贴、找资料，中午扶着他出去，在外面有尊严地吃一顿饭。后来，他跟我讲，那段时间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他以为他可以完成这本书。他说：“文茜，我们说好明年去北京，李小姐（秘书）也要陪我去，我们是一起的，不要忘记我们一生都是一伙的。”这就是他面对脑瘤的态度，他预计只剩三年可以活，他要怎么样活到分分秒秒都是值得的。 他还告诉我：“我没有想到这么快，我为了赚钱花了太多时间。”他的儿子还没有念完博士，女儿才刚刚开始读硕士，他还要每个月提钱给大女儿。他疼爱孩子的方法就是给他们钱，所以他养家的压力很大。 他从59岁开始才可以做电视节目、出版书籍，可以有比较高的收入，所以他花费太多的时间在电视上，花太少的时间在著作上。他对我讲：“文茜，你没有我的困扰，不要重蹈我的错误。我虽然著作等身，可是我最认真写书的时候是在我50岁以前。60多岁的时候，我可以写更好的作品，但我花太多时间在电视上了。”所以，他得了脑瘤后就每天写下去，写到什么程度呢？我的秘书跟我讲说，写到他站都站不起来。 从他知道得了脑瘤开始努力写东西，到病倒下来，不到6个月。他原本是希望把那个文物展办在北京，把他人生的缘分、文物背后的历史写成一本书籍，也做成一档电视节目，这是原来全部合起来的构想。李敖去年曾宣布要做《再见李敖》这个节目，跟仇人、朋友告别。优酷找他签约的时候，他以为他还可以，他要好好地做这个节目。 不过，他做节目不是要跟各种人见面，他想把北京藏品展里的文物考证、故事讲清楚。后来因为他病倒了，他们就想可不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邀请来宾制造话题性。因为他已经签约了，就变成他的经纪人去授权，可能那时他们不愿意让外界知道他已患肺炎。那篇《再见李敖》不是他的文笔，可能经过他点头同意，但不会是他操刀的。他不会那么无聊，把自己最后的人生花费在这种事情上。他想好好做的就是北京藏品展，可是壮志未酬，老天连最后一点愿望也没有给他（时间去实现）。 注定孤独 他晚年其实很孤单的，他本来就不爱与人来往，社会的走向更让他感觉到世态炎凉。孤独是内心的题目，不是单指人际关系，他觉得他的一生是一场空。你看他在《北京法源寺》里写：“这就是祖国、这就是群众。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黑暗时代，他们在看我们流血。我们成功，他们会鼓掌参与；我们失败，他们会袖手旁观。我们来救他们，他们不能自救，如今又眼睁睁看着我们亦无以自救。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失败者。但是，他们不知道失败者其实也蛮痛快，因为失败的终点，也就是另一场胜利的起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李敖内心，他就是这样看待这个世界和他的关系，就是我一开始告诉你的那样，这是一个蜀道上的千山独行者。
现在的台湾社会“媚俗虚假”，“媚”是指谄媚成功者；“俗”指的是，我们其实已经没有文化深度了，现在是狗仔化的社会；“虚”是讲所有的东西都是空洞的、无聊的；“假”，大声喊的口号都是假的。这样的社会怎么会纪念李敖？纪念一个人首先是要理解他在大时代里提醒了你什么，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人怀念他，但是有权力、资源的人怎么可能觉得李敖提醒了他什么？ 早在2007年的时候，我听说有人要给他做一个纪念馆。当时的文化局长是我的好朋友李永平，他曾是李敖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当时，他对李敖无微不至、照顾有加。李敖就跟我说，他真的是非常体贴，每天都会接李敖，各方面细心，比我好多了。可是节目做完以后，这个人就跟他不再往来，在李敖生病、去世以后也没有怀念他。李大哥讲得很极端，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要完全拆出来，否则是会伤人的。当时台北市拨了一个房子要给他做李敖纪念馆，就叫“李敖书房”，李敖也很有兴趣，跟我们到处看房子。但最后，他们就是不愿意，因为李敖充满了太多政治不正确，即使在那个年代跟他最有交情的人当上了文化局长，手中有权力，也不愿意。 现在，民进党当权，有人要给他褒扬令。李戡问我：“怎么讲我爸爸好话的，反而都是民进党的人？”他问我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我说：“不管是谁，你爸爸不会接受褒扬令，因为他一生都站在权力的对立面。”这是属于他父亲的高度。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不是要对抗，而是我与你隔着一条河的距离。你做得很好，我可以隔河给你掌声；你做得不好，我可以隔着一条河批评。但是我永远不会和权力百分之百站在一起。 他的人生，有想尽办法快乐的一面。可是其中的主轴，其实是一首悲怆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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