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新闻

加拿大安大略省劳资关系委员会做出了有利于外籍劳工的裁决，说Luis Gabriel Flores Flores在向媒体披露农场外籍劳工密集居住的环境非常容易感染COVID-19病毒后被Scotlynn Group农场管理层解雇，这种做法违反了安大略省工作场所安全健康法规，没有考虑在新冠病毒疫情下把不懂英语、没有其它生活来源的外籍工人Luis Gabriel Flores Flores解雇会给他带来的生存威胁。 这一裁决指出，在农场集体宿舍中与Luis Gabriel Flores Flores住上下铺的墨西哥外籍工人Juan Lopez Chaparro感染新冠病毒肺炎后死亡的情况下，Luis Gabriel Flores Flores完全有权拒绝继续在危险的环境中居住和工作。 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的Scotlynn Group农场有190人感染了COVID-19病毒，其中包括Luis Gabriel Flores Flores。 安大略省劳资关系委员会的裁决要求Scotlynn Group农场向Luis Gabriel Flores Flores支付2万加元的工资损失和5千加元的心理损失费。 代表Luis Gabriel Flores Flores的劳动法律师John No指出，在加拿大农场打工的外籍工人如果向媒体公开爆料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的问题则会被农场解雇是长期存在的问题；Luis Gabriel Flores Flores的维权案例是安大略省劳资关系委员会听取的第一个外籍工人由于公开抱怨居住条件而被解雇的案例。  

加拿大联邦自由党政府退伍军人事务部长Lawrence MacAulay在星期三怀念节期间发表声明，任命Nishika Jardine为加拿大退伍军人事务申诉专员，并强调退伍军人事务申诉专员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审核退伍军人提出的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抱怨，确保退伍军人权益法案得到落实。 Nishika Jardine有37年在加拿大军队服役的经历，2019年退役时的军阶是上校。 加拿大新任退伍军人事务申诉专员Nishika Jardine / MacFarlane Photography Nishika Jardine的前任Craig Dalton今年早些时候突然宣布辞去联邦退伍军人申诉专员的职务。2019年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了更好保护退伍军人的合法权益，退伍军人事务申诉专员的职责范围应该被重新评估，应该考虑让退伍军人申诉专员直接向联邦议会负责而不是向退伍军人事务部长负责。 近年来加拿大联邦政府虽然给退伍军人事务部拨出大笔资金，但仍然面临伤残索赔案例大量积压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退伍军人把加拿大联邦政府告上法庭，指责联邦政府退伍军人事务部未能提供应有的服务，或者是未能明确地告诉退伍军人他们有权获得的服务都有那些。  

今年的加拿大吉勒文学奖颁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怎么念”knife”》（How to Pronounce Knife ），作者是42岁的多伦多女诗人塔马翁撒（Souvankham Thammavongsa）。这是她第一次把自己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评委会对她的作品的评价是：“一本极为优秀的短篇小说集，用美得令人心痛的散文描述移民经历。” 塔马翁撒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三十六年前，刚上学的她在英语课上念错了“knife”这个英语单词，因此没有得到老师的奖励。“但是今天晚上有奖励了。” 吉勒奖的奖金为10万加元，是加拿大奖金最丰厚的文学奖。另外四位入围的作家每人将获得1万加元。多伦多企业家拉宾诺维奇（Jack Rabinovitch）为了纪念已故的妻子、文学编辑多丽丝.吉勒（Doris Giller），在1994年创办了吉勒文学奖。 在泰国廊开出生的老挝小难民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南亚战火纷飞，社会动荡。北越和老挝人民党1975年在老挝内战中获胜后，许多老挝人逃往国外，其中包括大约四万名徒步翻越大山逃进泰国的老挝苗族。途中丧生者的人数至今没有统计数字。1978年，塔马翁撒出生在泰国东北部的廊开难民营。一年后，她和父母获得一个加拿大家庭的担保，移民到多伦多。不会念“knife”的事发生时，她应该是刚进为移民孩子开的英语班。 她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她在做功课时被“knife”的发音难住了，去请教了父亲。第二天，她在课堂上照着父亲教的把“k”念出来，结果受到同学们的嘲笑。她说，父母那时老是念错单词，但是泰然自若。她想在自己的小说中探究在这些错误中失去和得到的东西。 塔马翁撒在家里和父母说老挝语，在学校说英语。她说，她很早就感受到语言的力量，注意到两种语言造成的心理落差和不同的行为方式。《怎么念“knife”》中所有的主人公都是移民，好几篇作品都描写了语言的这种影响。 塔马翁撒写诗已经二十多年，此前出版过四本诗集。写小说对她来说是个近年来的新尝试。但是她表示，她并不想改变自己的“声音”。小说和诗歌只是装载同一个声音的不同容器。 语言之美以外，她的短篇小说中的幽默感也受到文学评论界称道。她说，通常出现在新闻和文学创作里的难民和移民总是悲哀的、苦难深重的。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让读者感受到移民生活的另一面。  

本周以来，安省报告的确诊病例不断增加，记录连连被打破：周一报告1,242例，周二1,388例，周三1,426例，周四则升到1,575例；而过去6天则有5次破记录。 但与此相应的是，本周以及过去6天内，没有哪一天完成的测试超过4万项，其中有2天更跌破3万项。如果按照公共卫生局的目标，则是在11月中旬每天要完成68,000项测试。 如果与10月份比较，当月平均每天完成38,273项测试，而本月到目前为止，每天平均进行的测试只有33,870项。 （Getty Images） 加通社的报道说，令人忧虑的是，这个情况不仅限于安省，加拿大其它省份也存在同样情况。 BC省上个月平均每天完成9,369项测试，但是本月到目前为止，平均每日完成测试降为8,553项。 也有多省参加测试人数极不稳定，时高时低。比如在魁北克，11月5日有30,919人参加测试。但3天之后，又跌至19,000项以下。而到11月10日，参加测试的人数又上升，超过了30,000人。 从全国来看，加拿大公共卫生局10月15日报告称，前一周平均每天完成77,000项测试，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本月，一周前的每日平均数量下降至61,000项，本周更降至55,000项以下。 在10月中旬，加拿大每天报告约2,300新病例。而在本周，这个数字增加到了4,000多。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副首席卫生官恩乔（Howard Njoo）医生上周表示，参加测试人数下降的原因可能是，从今秋早些时候开始，当地卫生部门为提出要求的几乎任何人提供检测，无论他们是否有症状，或是否可能接触过感染者。 他在11月6日说：“我认为人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这样做可能不是资源利用的最佳方法。最好的方法可能是而且应该是更加专注，这样才不至于影响到真正需要测试的人们。” 安省的测试系统在9月份表现不佳，迫使该省大规模扩展，增加测试站点，延长测试时间，改变了预约流程及标准，以免没有症状的人参加测试会影响系统运作。 渥太华公共卫生局也是这个办法，从9月开始要求有症状的人们才能进行测试，直到上周才开始要求人们进行测试。就在今天，该市主要测试地点之一周末开放时间从11个小时减少到8个小时，因为没有预期那么多的预约。 渥太华公共卫生局负责人埃奇斯（Vera Etches）医生说，这个周末参加测试的人数可能不多。她说，尽管总人数较11月初有所回升，但参加检测的人减少也不让她意外，她称这可能是由于渥太华的感染病例下降所致。 与GTA不同，渥太华基本上逆转了病例上升的趋势，感染率从10月中旬的每10万人平均70病例下降到本周的每10万人38病例。而在同一时期，多伦多每10万人口平均病例则从57例增加到100例。

自从COVID-19大流行以来，加拿大联邦和省府发放了一系列疫情补助，其中有人涉嫌欺诈冒领，安省省警正对其中一个涉及儿童福利的补助项目展开调查。 《多伦多星报》刚刚报道说，有保守党高级官员告诉该报，安省教育厅有职员涉及案件，涉嫌伪造地址，发出多达400笔虚假付款，每笔付款分别是200元和250元。 《星报》估计，可能有多达10万元发给安省儿童及其家庭的疫情补助金被盗。 首先对此进行报道的是加拿大《环球邮报》，该报周四晚些时候报道说，安省省警表示，一项针对安省COVID-19救济计的刑事欺诈调查已经启动，调查将由省警的反欺诈部门负责，同时还与外部审计公司毕马威（KPMG）签约，希望得到这个专业部门的协助。 省警警官施密特（Kerry Schmidt）不愿透露细节，但称这是一项“大规模”的调查，不过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 （Ontario Provincial Police） 施密特警官在发给《环球邮报》的电子邮件中说，“OPP收到安省教育厅报案。由于调查正在进行中，我们将不再发表评论以保护调查的完整性。由于这是一项刑事调查，因此我们不会猜测被指控的对象，也不会公开更多细节。” 警方不愿确认是哪一个与疫情有关的福利项目，但一位政府消息人士对《环球邮报》说，这与4月份启动的“家庭支持计划”（Support for Families program）有关。由于警方正在调查，这名官员要求匿名。 这项福利项目是发给安省父母（或监护人）的一次性付款，每名12岁以下的孩子200元，而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年龄放宽到21岁，每名孩子250元。这笔钱是用来补贴由于COVID-19大流行家长们所支出的额外教育费用。 省府为该福利计划拨款3.78亿元，父母可以在4月至8月之间提出申请。为了获得这笔现款，父母必须提供有关自己和子女的信息，并证明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然后，父母可以选择通过电子转账，直接存款或支票付款。 在回应《环球邮报》的查询时，政府官员没有透露涉嫌欺诈的规模，也没有透露涉案人员，甚至都没有透露预算的3.78亿元实际支出了多少。 当新冠疫情在3月份袭击安省时，该省关闭了学校，学生被迫在家中完成课程。因此该计划是政府在巨大压力之下，应对疫情且直接向安省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的一部分。它的本义是帮助父母“抵消购买学习材料以支持孩子在自我隔离和保持身体距离期间的学习费用”。 在上周公布的预算中，省府计划提供新一轮的补贴：一次性付给每名孩子200元，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则是250元。政府还在预算中对该计划进行了更名，称其为“支持学习者计划”（Support for Learners initiative），并为此拨款3.8亿元。 《环球邮报》转而向安省教育厅询问，但该部门的官员拒绝回答有关调查的任何问题，要《环球邮报》向总检察长办公室查询有关情况。 总检察长唐尼（Doug Downey）手下战略通讯和问题管理经理Nicko Vavassis在发给《环球邮报》的电邮中说，“滥用纳税人的钱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政府认真对待这些指控，并特别请了毕马威（KPMG）进行彻底调查，并向正在进行调查的OPP提出了正式投诉。” “鉴于OPP正在进行的调查，并且案件将诉诸法庭，我无法进行进一步的评论，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应直接与省警企业联络办公室联系。” 实际上，这位经理在电子邮件中没有解释指控的内容，也拒绝透露目前法院正在进行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