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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澳、印起诉中国,要求割地赔款,方方日记或成一手证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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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病毒席卷全球,目前全球已经累计确诊将近150万人,死亡8万余人。

 
可是,疫情当前,某些国家思虑的不是如何战胜病毒,如何解决医疗物资不足的问题,却挖空心思,假借法律之名把脏水泼给中国,甚至提出了让中国割地赔款的要求。

 

早在3月13日,美国佛罗里达州“伯曼律师团队”,便向当地法院发起了针对中国的集体诉讼,要求中国赔偿数十亿美元。据最新消息,美国当地法院已经正式发文,称将于2020年5月1日对此案开始庭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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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美国参众两院引入多项议案,要求中方就所谓隐瞒行为负责,并呼吁各国展开调查,量化对各国的损失,并向中国索赔。共和党籍众议员班克斯甚至建议特朗普政府,用中国持有的1.0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抵消赔偿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什·霍利也建议美国政府以“新病毒”的名义起诉中国,停止偿还中国持有的1.1万亿美债本息

 

紧接着,英国前副首相达米安•格林带领15名保守党成员,联名写信给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希望政府通过国际法庭向中国追讨3510亿英镑的病毒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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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声称,因为中国隐瞒了新病毒大流行的事实和确凿数据,最终导致病毒全球大范围传播,为此他们将代表西方七国集团起诉中国,要求每个中国人赔偿32921.57美元,合计6.5万亿美元,且未来可能还要追加赔偿金额。

 

而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则宣称,这场危机让澳大利亚平均每人都要花费5000澳元(约两万人民币),中国对此负有“特殊责任”,所以这笔钱要由中国来付。按照澳大利亚现有人口2544万计算,这笔“赔偿金”达到了5088亿元人民币。

 

3月31日,澳大利亚议员克里斯滕森向澳大利亚议会提交了一份议案。提议收回达尔文港和中国公司租用的农地,作为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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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过分的是,4月4日,印度国际司法协会和全印律师协会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申诉,要求中国赔偿因新病毒造成的损失20万亿美元。他们的理由竟然是,中国“秘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新病毒”而造成人类灾难!

 

按照他们的逻辑,疫情最先爆发与新冠病毒起源一致,中国不留余力地向83个国家伸出人道主义援助等同赎罪,他们无视世卫组织的警告和提醒,错过了黄金期,却把屎盆子扣中国头上,这种谬论无异于强盗逻辑。本来,面对这些国家的无端挑衅,国内民众大都觉得十分荒谬且不可理喻、是可以一笑置之的闹剧。

 

但就在这个时候,方方写的《武汉日记》英文版已经在亚马逊上开售了。这本书从写成到翻译出版仅用14天。与此同时,中国作家方方的照片和消息以头版头条的姿态,登上了美国洛杉矶时报头版头条,这不由得令人思考和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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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方方日记仅限于国内流通,没有流通到世界各地,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应该容下这样的批评,听取这样的声音,让我们的体制变得更好、更完善。

 

但是,她选择在这个时候火速卖到世界各地,此人居心可以想见。这本日记,打着来自中国疫情最中心声音的旗号,就如同一个撬动各方政治势力的支点,一方面可以用来团结这些反华势力,加深他们的心理自认,即就是中国错了,向中国索赔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情。

 

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向世卫组织施加压力,即你们说中国抗疫非常好,无懈可击,但是看看来自中国底层民众亲历者的声音,完全不是这样,中国所有的努力将会被忽略?

 

方方是勇士,和专权作斗争?

 

和方方的日记特别喜欢提到“死”“夜幕”“绝望”之类的词汇一样,这本书在亚马逊的介绍中,也同样充满了一系列扎眼的词汇。

是中国最负盛名的作家,融合了怪诞与反乌托邦、深刻与平凡,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非凡记录,也是对一个威权国家中监禁生活的独特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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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方方大声疾呼,反对社会的不公平,腐败,滥用职权,她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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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坐拥6套别墅,代价太大了

 

一场“天灾”如何写成“人祸”?

 

方方在日记里写道:政府隐瞒疫情,“20天的延误,20天的隐瞒,带来的灾难当然不止是死亡一件事”,她以教训的口吻让政府向武汉人民感恩,向武汉人民谢罪!她喊道:“政府,请你们收起傲慢,谦卑地向你们的主人——以百万而计的武汉人民感恩”。

 

她一直把这场灾难定义为“人祸”,中国的“人祸”。

 

方方说“民众至少是可以写一份敦促书,敦促那些视政治如命根,视民生若草芥的官员引咎辞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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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句话用在特朗普和美国政府身上更合适吧。

 

面对美国有可能220万人感染的预测模型,特朗普说:“如果美国能把死亡人数控制在10万人以内,那么我们做的还不错。要知道,中国14亿人口,时至今日,疫情得到控制,累计死亡案例是8万人。美国正处于爆发期,死10万人死亡是什么概念啊,那将是怎样的人间悲剧?

 

“政府要向躺在医院里苦苦与死神抗争的五千多重症病人感恩,是他们的顽强坚持,让死亡名单数字增长很慢……”

 

这一段文字真的恕难苟同,是患者的顽强坚持,让数字增长很慢,还是政府行之有效的决策,医生护士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让中国的疫情得到好转。

 

在意大利和西班牙,65岁以上的老人被拔掉呼吸机,生的机会让给年轻人。方方今年正好65岁,如果武汉也是执行这样的政策,方方又会作何感想?

 

在全国人民一鼓作气,表示我们一定能取得抗疫的最后胜利!而恰在此时,方方说:“记住,没有胜利,而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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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一直把武汉疫情归为“人祸”,既然是“人祸”,那控制了疫情也不叫胜利,只能叫结束,不仅如此还要追责。她的粉丝们也添油加醋地说:“我们就是善于把丧事办成喜事,又要开庆功会,又要表彰了”。这就是她和她的某些粉丝的思想局限所致。

 

想一想,四万多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武汉,克服了重重困难,超越了身体承受极限,一个一个地在死亡线上抢救患者,许多团队都创造了零死亡的奇迹,这能不叫胜利吗?当他们一个方舱一个方舱的让患者康复,当他们一个医院一个医院的把患者清零,那能不叫胜利吗?当他们完成使命后,市民十里长街相送,在欢呼与感谢声中离开武汉的时候,能不叫做胜利凯旋吗?

 

方方在最后一篇日记中说:

 

“无论官方怎样想,作为被封在家两个多月的武汉市民,作为亲历亲见了武汉悲惨时日的见证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那些枉死者讨公道。是谁的错误谁的责任,就将由谁自己承担起来。如果我们放弃追责,如果我们将这一段日子遗忘,如果有一天我们连常凯的绝望都不记得了,那么,我想说:武汉人,你们背负的不仅仅是灾难,你们还将背负耻辱。忘却的耻辱!设若有人想轻松勾掉这一笔,我想那也绝不可能。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也要把他们写上历史的耻辱柱。”

 

可能方方在批判中国的时候没有想到,新冠肺炎疫情会在全世界爆发,爆发的如此嚣张,如此惨烈;

 

她没有想到世界发达国家面对疫情会有那么多失误,那么多无奈,那么多差劲的表现。

 

她没有想到,纽约的尸体横亘在医院走廊,触目惊心!政府发动了囚犯来挖一个容纳51000具尸体的尸坑来阻止疫情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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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需要自由,真相需要传递。但是片面的传递比不传递还要可怕。高居于大别墅、疫情期间足不出户方方凭借着日记中只存在于“我听一个朋友说”的惨相和那些武汉人民自己都不知道的故事,成功地把武汉描述为一个民不聊生的人间炼狱。

 

她没有看到封闭的小区中邻里间相互加油打气的温暖;

 

她没有看到全国各地不断运往武汉的医疗队和源源不断的救济粮;

 

她没有看到简单粗暴的“武汉加油”背后蕴藏的巨大能量和中华民族独有的而浪漫。

 

而正是她笔下腐败无能的中国调动了所有的医疗和生活资源支援疫区,并委派干部下沉到基层督促防疫工作,最终在两个月内控制住了疫情,使一个十四亿人口的超级大国的最终确诊人数止步于八万。

 

我记得非典时期,也有一位名叫毕淑敏的作家,走访北京佑安医院、小汤山医院、外交部等前线和后方机构;目睹病人的痛苦和求生欲,医护人员的抗争与困窘,各个行业的协力互助。所有素材与脑中盘桓的画面,用八年的时间才凝结成《花冠病毒》这部小说。

 

 

她在《花冠病毒》的一篇序里写道。“沼泽处,你的心智要成为纤夫。精神明朗坚定,情绪安稳平和,助家国渡过危厄。”

 

如果以方方老师前作协主席的身份,走上街头,走进医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选择了“被监禁”在家,写一些“听我的朋友说”之类的文字。我想也绝不是这样片面。

 

方方日记完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如果真得因为悲悯,蘸着死难者未寒的鲜血,写下控诉的文字;如果真得因为义愤,拿着死难者血迹未干的骨头,充作攻击的匕首。我们怎么忍心把这一场仗,称为美好的一仗。

 

最后,用著名的电影《邪不压正》的一句台词供诸君细琢:


“正经人谁写日记啊。”
“是啊。”
“你写日记吗。”
“我不写。”
“你写日记吗?”
“谁能把心里话写日记里?”
“写出来的哪能叫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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