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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可能不少人都有些“丧”。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很多人即使不在武汉也特别焦虑，刷着微博坐立难安，什么事情都做不进去，没两分钟就拿出手机来看一看，越看越气馁、越看越沮丧…… 这其实是很糟糕的信号，说明你的“同理”已经趋于过载了。你的情绪还好吗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特别是社交网络出来之后，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被不断地重复、不断地出现，所谓“刷屏”。而每一件坏事，每一次不幸，都会随着社交网络的运行机制被放大。消息的流通，对社会是好的。但是，消息的爆炸式流通，特别是社交媒体上带有情绪的、个人化的消息，长期下来对人会产生相当大的心理负担；而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力感，更是会放大这种焦虑。这种负担，对于天性敏感的人来说，则更加致命。过多的消息，是在消耗人与生俱来的同理心。这种同理心，是用来处理和亲近的人之间的关系的，我们会为他人的不幸而不幸，所以才能体谅、合作、帮助他人。而到了技术时代，我们在演化中形成的天性，已经承受不了从远方传来的、成百上千倍的不幸。很多人会在信息的轰炸之后，选择关闭自己的感官，变得麻木，这是一种心理保护机制，叫“同情疲劳”。这不是说大家不要去关心疫情，或者指责别人“散布恐慌”，而是在关心当下时事的时候，多体察一下自己的情绪和心理。你需要保留同理心，不被“疲劳”所碾压。毕竟，你的同理心，应该留给你最亲近的、你身边最需要帮助的人。如果你觉得自己看不了那么多东西、处理不了那么多信息，但又不想什么都不做，那么你可以：只看几个你信任的信息源，不要“刷”；和身边的人讨论可行的方案，把同理诉诸行动，减少无力感；帮助身边的人，比如提醒他们戴口罩等等（当然那种怎么都不听的就算了，你没有义务帮助 ta）；如果你还有着求知欲，可以留出充足的时间阅读、思考，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刷新闻上；做点不相关的事情，不必有负罪感；永远记得，你只有拯救好自己，才能拯救别人。 01. 有限的同情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作者、历史学家卡拉·乔伊森（Carla Joinson）正在一所医疗机构里为写作而取材，对象是护士。她发现，这些被社会描述为“白衣天使”的人们，也会陷入愤怒、无助乃至冷漠。一个护士刚刚失去了她悉心照料已久的病人，在那之后，她陷入了持续不断的愤怒和压抑；另一个护士经历了同样的失望和沮丧之后，差点抛下病人、离开岗位。护士们重复目睹着大量病人的不幸，竭尽全力却依然有无能为力的情况发生，这让她们的心理难以承受。卡拉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拥有“同情心”对于我们而言再正常不过了。但付出同情又不是体力劳动，为什么会疲劳呢？其实，同情是一项很费脑子的工作，因为它实际上是要求你模拟别人的脑子。护士在照顾病人图虫创意从根源上讲，同情来自同理（empathy），它的诞生是因为人类是群居动物。所有的群居动物都要相互沟通交流，蚂蚁这样行为简单的动物可以靠外激素和几条简单规则实现合作，但哪怕是人类的原始祖先，都已经需要更加复杂的办法。演化心理学认为，同情心、关心别人乃至利他这样的道德要求，都是为了早年间让人类这样的群体动物能够团结、互助，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我们甚至可以在和我们关系很近的动物中找到这样的证据（例如倭黑猩猩）。人们的情绪会在相互接触中“传染”，会不知不觉学会对方的口音乃至口头禅，就连打哈欠也会引起人群中的连锁反应。我们会不自觉地将自己放入对方的感受中（情感同理），或者有意地站在对方的立场设身处地思考（认知同理），让自己进入对方的角色。因此，同理能够促进理解，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顺畅，更倾向于合作。然而，同理心是一项消耗巨大的心理活动。不管是主动理解他人的意愿，还是不自觉将自己代入他人的情绪，我们能付出的情感资源和认知资源都是有限的，仿佛游戏里的“蓝条”；每个人消耗蓝条的速度也不同，敏感人群的消耗尤其巨大。一旦接近枯竭，我们的大脑就会产生防御机制，促使我们远离刺激，就如同向劳作已久的身体发出疲劳的信号一般，否则便会在不断的刺激中变得麻木，甚至失常。游戏打斗画面实际上，心理学界早在80年代就注意到了“创伤对于人们的间接损害”——即那些没有直接经历不幸的人，也会因为目睹不幸而受到心理上的冲击。到了90年代，心理学家查尔斯·费格力（Charles Figley）开始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并且采纳了“同情疲劳”这个说法。后来的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进一步细分，将“同情疲劳”界定为短时间、高强度地接触不幸境况导致的压力和崩溃，而将持续、长期的接触导致的麻木和沮丧等心理问题归为“同情倦怠”（burn out）。但无论细分方法如何，学者们都普遍承认，他人的苦痛能给我们自身也造成不可小视的伤害。 02. 从媒体到社交媒体的同情轰炸同情疲劳在提供关照和服务的人群中出现得比较频繁，例如护士、社工、救护车接线员、为弱势群体辩护的律师们等等。这些人很多时候需要同情心和所谓“爱心”来维持工作责任，从而持续地处于同情带来的压力中，在心理、生理或情绪上枯竭。但在这个词汇被学界接纳之后不久，人们便发现，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于特定的职业中，也多多少少会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电视、报纸和网络，持续不断地把远方的不幸送到我们眼前。灾难、犯罪、疾病、贫穷……我们对这样的画面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越来越熟悉，这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美国911事件发生时的电视新闻画面 1996年，来自佐治亚大学和肯尼索州立大学的几名学者做了一个大样本电视受众调查，他们发现人们在大量观看了灾难、疾病和无家可归的新闻之后，会在不同程度上会经历类似于同情疲劳的症状，例如沮丧、焦虑等等。越是诉诸情绪、越是重复出现的东西，越容易造成这样的后果。其中，暴力犯罪对人们带来的冲击最大，艾滋病其次——那时，艾滋病走入大众视野不久，这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吸引了大量的媒体报道，而它背后的道德与伦理争议则让这些东西在媒体上持续拉锯，久久不散。研究表明，性格更偏敏感的人，更容易受媒体灾难报道的负面影响，有三分之一的被访者表示曾经经历过失眠、食欲下降和无法抑制的哭泣等。他们不得不切断信息的摄入——转台、关掉电视，甚至不再获取更多的信息。这样的同情疲劳，最终会消磨人们对于新闻事件的兴趣，成为认知负担。但新闻还在源源不断地诞生。媒体的天性，会驱使着他们不断用更加夸张的方式获取更多关注。如果人们对于惨烈疲劳了，那么必须变本加厉地惨烈；如果人们对戏剧疲劳，那就添油加醋地加戏…… 马里兰大学新闻学教授苏珊·莫勒尔（Susan Moeller）在《同情疲劳：媒体是怎么售卖疾病、饥饿、战争和死亡的》一书中指出，同情疲劳是一个恶性循环，“它总是需要打破受众的防御，让每件灾难感觉起来比实际更糟”。这样的情况，在技术驱动的社交媒体时代只会更加严重。社交网络能够穷尽一切的事件细节和多方声音；数不清的第一手视频、高清图像乃至手机直播，让灾难和苦痛赤裸裸地展现在眼前；转发、评论、点赞，这些被不断表达出来的关注和同情，却让相同的灾难和受害人在时间线上重复出现，甚至“刷屏”。受害者当然需要关注，社会也需要同情。问题在于，曾经我们只能接触几百人，现在我们要面对全世界。小小屏幕带给我们的层出不穷的新闻，远远超过了演化给我们准备的能力。牛津大学心理学家罗宾·邓巴估计，一个人只能和150个左右的其他人维持稳定社交关系，多于此数的都只能是“不熟”的人；但是每一则新闻报道都在试图打动你，都在试图挤占你有限的心理账户。我们会为过多的不幸而烦躁，失眠，无力；我们为自己而遗憾，焦虑，甚至愤怒，最后只能对这个世界绝望地摇头。技术的发展超越了我们的心理承载力；无节制的同情，也在逐渐压垮我们的判断力。图 Pixabay 03. 究竟什么样的同情是“对的”？这让我想起了去年沸沸扬扬的顺风车事件。一个如花女孩的逝去，“炸”出了一系列有相同经历的人。其中有一个男孩坐上顺风车之后失踪了，心急如焚的家人在微博上发出求助，然而却只在女孩遇害之后才被推上热门。 “你们怎么只关心女孩子遇害？这些别的事情难道不重要吗？”一个网友替受害者转发的时候，略有愤懑地说道。女孩遇害之后，相关部门披露了一些关于网约车的调查结果，人们才发现，此类恶性案件并不鲜见——其中不乏责任方互相推诿所酿成的悲剧。你能说这个女孩的被害，比其它案件更“重要”吗？那为什么又偏偏是这个女孩（还有之前遇害的空姐）才会被人们所谈论？在接二连三的“震惊”之下，人们根本无法判断事件的“重要性”；而当对方是社会意义上的“弱者”（例如老人、儿童、女性），或者对方与我们自己的身份相当、境遇相同时，同理效应会更加突出。关爱弱势群体图虫创意同样，同理心对数字也是无感的。有心理学实验表明，人们会对一个人的不幸更加同情，而面对几个人、或者一群人的不幸时，反而会变得冷感。——“死一百人和死一千人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只是你已经“感觉”不到了。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在《失控的同理心》（Against Empathy）一书中指出，同理心有如聚光灯，带着个人偏见，照亮特殊的那一块，然而许许多多其它的东西就这样沉入了黑暗中。我们会选择更加“完美”的受害者——弱者，女性或者小孩；中产出身，生活幸福，样貌姣好，和受害的惨烈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最能唤起同理的人，很多时候是与自己境遇相似的人。媒体会有意无意地去选择这样的报道对象；社交网络的“同温层”，让这种状况更加难以避免——“天哪，这完全有可能是我啊？细思极恐”?，同情的同时是强烈的焦虑、不安，这一切都吞噬着我们的判断。而失去判断后，下一步等待着我们的，是麻木的深渊。 04. 麻木的同情可能比没有同情更可怕 “女孩子半夜坐什么顺风车，你不要去坐不就好了？” “犯罪那么多，美国不也是么，走在街上被人开枪打死也是有可能的。” “别着急，还有可能反转呢。” 一个并不相熟的人在讨论群里随口说了几句。几个别的朋友附和着，看起来十分“冷静客观”——反正世界这么糟糕，也不差她一个悲剧。“如果见到个小灾小难都忧心忡忡，那下一次怎么办？” 我欲言又止地关掉了微信对话框。没错，看够了灾难和不幸的我们会想要扔掉手机，短暂地沉迷于其他事情。自诩为“理中客”的他需要保持冷静甚至冷血，否则就会陷入焦虑恐慌等“疲劳”症状。但这种麻木，甚至比“不关心”更加糟糕。媒体生产的刺激内容不断消耗着我们的精力，直到我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将同理和同情剥离开，隔岸观火，乃至冷嘲热讽。在同情疲劳的威胁下，人们会产生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不断企图说服自己，这件事情“没什么大不了”、“并不值得我关注”，这个受害人“好像还不够惨”，或者“反正他/她不是我们中的一员”。这种心态会驱使人们将受害者进行非人化处理，强行把自己的同情与受害者相剥离。谴责受害者、“期待反转”，在社交网络上似乎成为了一种惯例和本能，人性之恶在此表露无遗。与此同时，我们有限的同理心也不断地被政客和商家利用着，甚至到了过犹不及的地步，让人们反而对需要同情、关心和参与的事情充耳不闻。 “水果滞销，救救老农”，原本让大家发挥同情心购买水果的双赢善举，迅速变成了营销手段而被无数商家滥用。老农满脸皱纹、忧心忡忡的照片，却讽刺地成为了网络笑谈。一张难民小孩死在沙滩上的照片，成为了左右两方政客的武器，粗暴地盖过关于难民的分析和辩论，很少有人认真思考什么政治价值和政策取向。人们在过剩的同情的指导下，在社交网络上把政见当发泄渠道，而在疲劳之后，彻底转变成对政治冷感、对公共事务不再关心的一代——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只有一半左右的选民真正去参与大选投票，这个比例还在逐年下降中。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同理心的冷漠丛林，那并不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想要的结局。在媒体和技术对于同理心的剥削下，在“同情疲劳”成为流行病的当下，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心理承载力，以及身边的环境。图 Pixabay 05. 把有限的同情留给身边的人最让我困惑的、也让我对自己的逃避最内疚的，是和反性骚扰相关的“Metoo”话题。作为一个社会学出身、对性别议题十分在意、也自以为有责任感的人，“Metoo”运动在社交网络上爆发的时候，我却产生了逃避的条件反射。接二连三出现的受害人，以及那些让人扼腕的故事细节，无不让人揪心，?“不想再看到了”。当这个想法冒出头来的时候，我又为此深深自责——这些事情需要我的关心和参与，不是吗？我为什么如此冷血地想要躲开？直到我来到了佐治亚理工大学的校园，参加了一次有关性骚扰的网络培训（所有新生都必须参加）。培训时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就让我有点愕然：“如果你身边的朋友被骚扰了，你怎么办？” 尽管我已经对性别议题烂熟于心，可以连篇累牍地从社会结构讲到强奸文化，然而若是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我不一定比别人更有办法。或许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我的同理和同情无法匹配行动，那么它一定会让我更加焦虑和难受。当伴侣因为家务而筋疲力尽、皱着眉头来求闲下来的你帮忙；和好友意见不同、争吵一触即发，忽然对方开始崩溃流泪倾诉难处……你开始心软，开始担心，开始站在他们的立场思考，然后决定行动，把今天的碗洗了，或者安慰好友、带他/她去吃冰淇淋…… 同理的核心在于，它是大脑驱使我们行动的信号，去站在别人的处境，与别人沟通、帮助别人。然而我们在这方小小的屏幕前凝视灾难，很多时候无能为力。如果不能行动，我们便会自然而然的沮丧、焦虑、痛苦，或者干脆逃避。让我意外的是，在培训课上，并没有讲太多大道理，大部分都是非常实际的行动指南。 “当你身边的人遭遇尴尬的情况，你不一定要言辞激烈地制止，可以主动转移注意力”； “当好友向你倾诉时，首先表示倾听和理解，再讨论下一步的做法”； “这里是学校里可以提供匿名咨询服务的机构”…… 我一下子明白了。我需要的，不是把自己浸淫在铺天盖地的网络情绪中，而是要走出去，用同情和同理帮助身边的人。我应该试图将自己的注意力从那些惊悚的图片和标题党的消息上转移开，不要轻易转发充溢了情绪的微博（不管是好的还是恶意的）。我或许可以和人沟通、与人一起讨论和分析，站在权益的角度为他人辩护…… 人类能够造出互联网、电子邮件、微信和微博，我们惊讶于技术带来的改变和联结彼此的能力，但是面对这个新世界，我们每个人能做的都太有限了。那些原初的同情、同理和脆弱，不如只留给我们最在意、也有能力和可能性提供帮助的那一部分人。至少，这也是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方式。希望下一次你身边的人遇到不幸时，你能真正把手伸出来。

年关将至，各种应酬聚餐纷至沓来。俗话说，无酒不成席。奔波操劳了一整年，成年人的聚会，怎能没有一壶酒来慰慰风尘。有人以酒助兴，羽化登仙，也有人因为一场酒局，堕入深不见底的黑暗。 0 1 朋友阿文所在的单位，信奉酒桌如战场。一伙老员工喝起酒来跟绿林好汉似的，竭尽全力冲锋陷阵，恨不得把其他人撂桌上。跨年夜这天，阿文先是被老员工使眼色，向上司敬了一杯酒。接着，众人又怂恿他： “上桌要么不敬酒，敬酒就得敬一圈。” 阿文酒量不好，心里直发怵。但作为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愣头青，哪敢扫领导的兴，只得硬着头皮上。 “酒逢知己千杯少。” “男子汉喝酒，怎么能这幺小家子气。” 在一波波劝酒话术的侵袭下，阿文的酒杯一次次见底，又很快被斟满。夜色越来越深，渐渐的，这个年轻人面红耳赤，脚底发虚，说话时舌头都捋不直。一阵呕吐后，他捂着肚子浑身颤抖，意识开始模糊。大家都是常年混迹酒局的主，什么丑态没见过，也没把他的不适当一回事。等散场时，发现他趴桌子上怎么叫也叫不动，这才手忙脚乱送去医院急诊。因为过量的酒精伤害了中枢神经系统，阿文对周围失去感知，已经进入植物人状态，能否恢复还是未知数。他的妈妈千里迢迢赶来陪护，一夜间像老了10岁。假如重回命运原点，我想阿文肯定宁愿冷场也不沾酒。而那些老同事，也不敢再把“调教”年轻人当作一大快事。可惜人生没有如果。从古至今，酒一直是维系人情关系的重要工具。但随着时代变迁，“曲水流觞”式的诗酒风流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掺杂进了钱、阶层、辈分、权利，弥漫着胁迫色彩的畸形酒桌文化。 0 2 酒桌上的群体谋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当小酌怡情变成一醉方休，酒局不但丧失了原本的乐趣，还成了某些弱势者的刑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中国，每年有十万人以上死于酒精中毒。其中还不包括酒后驾车引发的撞车、被撞或跌倒坠楼等事故。上个月，深圳一楼盘，两名保安上夜班时遭到安保主任和安保队长多次劝酒。俩人实在不好意思推脱，便先后喝了4瓶40度以上的白酒。最后，一人酒精中毒，另一名离开人世。 2018年1月23日，梅州婚宴。伴娘团里，一位17岁女孩，因被灌下太多酒，无法站立，大家把她扔到客房便匆匆离去。等到新郎家属想起时，去房间查看，发现她已悄然离世。婚礼原地变葬礼。 2019年1月，浙江29岁小伙在公司年会上大量饮酒，呕吐引起气管痉挛，最后窒息身亡。按照原计划，他本来明天就要回家过年。类似这样的新闻，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但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无孔不入的酒桌文化，甚至已经渗透进了象牙塔。前阵子，浙江大学冯钢教授发过一条微博，说要想来他门下读研，男生至少喝半斤50度以上的白酒。 “有个考生那天是拼着命喝了，我弟子把他抬回宾馆…虽然最后学校审核没过，但我相信这样的男人绝对是中华民族稀缺之才。他不管干什么，那股拼死喝酒的意向，就奠定了他一生的骄傲。” 在酒桌文化的语境里，酒不是用来品鉴和享受的，它成了一种让人们用自我伤害的方式来证明诚意与胆量的工具。 2017年6月19日，广东某985大学的大一学生王耀栋，在一片加油声中不省人事。为了融入集体，他在一个不知名的小酒吧挑战3分钟内喝下6杯特调鸡尾酒。每灌下一杯，台下同学都会报以最热烈的加油鼓掌声。仿佛王耀栋是运动场上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的选手。没人注意到他脸色煞白，中途还干呕了几下。第六杯酒下肚，他的身体开始不听使唤，双脚莫名晃动，然后头一歪，重重地倒了下去。一天两夜后，珠海市人民医院宣布这个“发育正常”“营养中等”的年轻人临床死亡。在派出所看监控视频时，王耀栋的母亲越凑越近，甚至一度想划破台式电脑，把手伸进去，拦下那一杯杯酒。可她唯一能做的，只是睁大了通红的眼睛，任由它无声地掉泪。在这起死亡事件里，我们找不到具体的凶手，但每个人似乎又都难逃其咎。归根结底，酒吧的营销手段、看客的怂恿、王耀栋的逞强，背后无一不是那套根深蒂固的酒桌文化在作祟。它像一条无形的索命绳，推动着无数个悲剧不断重演。 0 3 他们为什么爱劝酒？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局里，最爱软硬兼施劝人喝酒的，往往是掌握财富、资源较多，或者辈分较高的人。他们不知道过量饮酒有害身体健康？不知道宿醉狼狈至极，第二天醒来还会头疼欲裂吗？在酒桌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这些“大佬”的真实目的，就是看你愿不愿意为了他的指令，放弃心中的原则，哪怕是以伤害身体为代价。强行劝酒文化，说白了，是一种服从性测试。通过折磨弱势方，来彰显权威和控制力。林志玲在北京参加嫣然慈善基金晚会时，碰上一个娱乐圈前辈。出于礼貌，她去给对方敬酒。前辈干了以后，不依不饶地逼林志玲也喝光杯中酒。经纪人跟她解释，林志玲对酒精过敏。前辈却觉得这是众目睽睽之下让自己下不去台，当即责问：“你装什么你装？” “到底喝还是不喝？” 甚至开始威胁，“这可是在北京，你不喝的下场是什么？” 无奈之下，林志玲只能一饮而尽，结果当天全身起红疹，坐在那里不停挠痒记者拍到她醉酒过敏的照片，误以为是红斑狼疮。前辈后来在节目里谈起这件事，还笑得合不拢嘴。她引以为傲的，无非就是自己在披着礼数外壳的权力游戏里占了上风。如果是中年男人对年轻女生的劝酒，用意则更加险恶。酒，是他们撬开女性矜持外壳的工具。他们要酒桌上的服从，更要你愿意把自己作为战利品献祭。就拿刘强东的明尼苏达“性侵门”来说，从长达3个半小时的饭局视频中，可以看到：整桌只有刘静尧一个女生，被安排坐在身价最高的刘强东身边。期间，刘强东和其他商界大佬一共向刘静尧劝酒19次，并且屡屡放话，不喝就是不给面子。就在酒局过后的当夜，刘静尧报警称遭到刘强东性侵。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很多姑娘上桌以后稀里糊涂被灌酒，不知道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菜。在醉酒和虚弱的状态下，又稀里糊涂被吃干抹净。等到追悔莫及，想要维护权利的时候，却被围观群众打上“仙人跳”的标签，大肆谩骂嘲讽。有人会问，如果酒局上就感觉到被冒犯，为什么当时不敢拒绝？防范意识这么差吗？实际上，在隐形的权利场中，食物链底端的人往往身不由己。生怕不配合就被扣上不给面子不识抬举的帽子。而那些有求于人，或者迫切想要融入集体的，更是会无比积极地响应旁人递来的酒杯。狂欢与热闹的表象之下，无数人暗自挣扎，喘息。却没有一个人，敢真正站出来反抗。酒桌文化就这样形成闭环，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 0 4 喝酒能成事？还是省省吧！采访了一些常年混迹酒场的朋友，发现他们其实都不怎么享受应酬中的推杯换盏。之所以乐意参与，无非是把酒精当成关系的催化剂，觉得会议桌上结下的梁子，喝酒的时候你走我两个，我捶你两下，就顺顺当当地翻篇了。 “所以，真的有因为酒局拿下什么大单，或者跟大佬的关系突飞猛进吗？” 面对这个问题，他们无一例外的犹豫了。有人支支吾吾回答， “不能说起决定性作用，但多少有点用吧。” 在我看来，这点作用也不过是心理安慰罢了。还记得国民剧《都挺好》里的一个情节吗？为了挽回跟洪氏集团的合作，苏明玉只身一人去了成都，软磨硬泡好几天，总算跟洪总约上了饭。饭桌上，她先是自罚一杯以表歉意。谁知洪总非但不买账，还咄咄逼人提出让五个点的狂妄要求。无奈之下，苏明玉又一口气灌下一大杯白酒，想借此表达合作的诚意与决心。最后，这笔生意谈成了吗？并没有。洪总转身离开，不带走一片云彩。回到苏州后，苏明玉还被上司劈头盖脸一顿痛骂。原来，公司已经跟洪氏集团谈定新的条约，双方在利益上的博弈正进入白热化，谁先向对方低头，就表示认栽。所以，苏明玉去成都喝的那几杯酒，不但没促成什么，反倒坏了老总的大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成年人的交情，交字在前，情字在后，有交易做，才有感情谈。那些以为喝醉了出个洋相，就是给对方纳了投名状的人，看似圆滑世故，实际上就是个铁憨憨。商务合作，本质上讲的是利益交换。如果两方资源不匹配，那么，你喝到舌头发直也于事无补。酒桌上的牺牲，除了暴露你是个软柿子外，真的别无它用。就像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提名人、皇明太阳能董事长说的， “非要喝酒才能拿下的单子，肯定不是好单子；非要喝酒才能结交的朋友，一定不是好朋友。” 世界之大，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那么多。精神世界多贫瘠的人，才要通过在酒桌上倾轧他人来树立威信呢？ 0 5 没有任何酒局，值得你往死里喝。朋友阿楠是某医学杂志的编辑，提到酒精对人体的危害性，她可以甩出一堆数据图表，声情并茂给你讲上半小时不带停顿。可即便如此，依然拦不住老公在酒桌上喝到不省人事。前不久的一个晚上，老公又出去应酬，眼看快12点了还没回家，阿楠给他打电话。一连打了四五十个都无人接听。听着那一连串的忙音，阿楠感觉自己的心正一点点沉入水底。她止不住地胡思乱想，越想越窒息。在巨大的绝望情绪里苦苦熬到天明，她才被告知老公昨晚为了活跃气氛，跟另一个同事对饮，最后因为胃穿孔进了医院。在医院的半个月，老公那些酒肉朋友仅仅是象征性来看过一次。而阿楠，却不得不为他耽误工作，在病床前尽心尽力地伺候。一入酒局深似海。你为了业绩、金钱、莫须有的虚荣心，在酒局上呼朋唤友时，可曾想到有一盏灯正为你而亮。有一个人，正心急如焚地等你回家？一旦你喝垮了，浮华散尽，最后能替你收拾残局的，只有家人。中国式酒桌文化，说穿了就是反智的江湖文化。有人靠它宣泄无处安放的权利欲；有人借酒装疯行龌龊之事；还有人以此献媚，盼着透支的健康能换来某些现实回报。各怀鬼胎的一群人凑成一桌，能碰撞出多深厚的革命情谊呢？真正的朋友，一定会以你的健康为重，而不是打着兄弟情谊的幌子给你灌酒。所以，不要觉得抹不开面子。喝不了就干脆利落地拒绝。那些觥筹交错里耗费的时间，本可以用来打造一个更好的自己，或者陪伴真正值得珍惜的人。另外，也想告诫各位热衷劝酒的人士，强迫性劝酒、明知对方不能喝仍劝其饮酒、未安全护送醉酒者、酒后驾车未劝阻四种行为，一旦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理想中的以酒会友，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恬淡闲适，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的惬意自在。不必好勇斗狠，显摆捉弄。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